| 中國翻譯研究界的諸多人士十分重視有關西方翻譯理論知識的學習，但這樣一種傾向很可能掩蓋另一種傾向--忽視理論創新。中國翻譯學術期刊上的大多數理論論文都是作者對西方理論的個人解釋，有些甚至是一些抓取對方一鱗半爪的“讀后感”或“贊美辭”。總之，基本“模式”（“套路”）是“西方理論+中國解讀（漢語例解）”。 還有一種傾向是標新立異。科學的標新立異當然是可貴的、值得提倡的，因為它具有創造性，又經得起論證。可惜，中國翻譯界的很多標新立異根本經不起論證。此類貌似標新立異，實則大有可以商榷之處的所謂創新，這些不僅在翻譯學界，在其它科學領域也屢見不鮮。翻譯公司筆者在這里提出幾點有關理論創新的基本原則，供大家商討： 第一，翻譯理論創新不能有悖于以往年代的“歷練”，并為世人所公認的本學科基本概念、基本常識、基本原理、基本通則、基本規范等等，也就是說，翻譯理論的創新要立意于繼承與發揚。當然，你可以到處“解構”、到處“消解”、到處“造反”，甚至把整個學科推倒，但你必須經得起充分的科學論證，能拿出你所掌握的充分的“科學新發現的鐵證”來。 第二，所謂經得起科學論證（Scientific Verification），指經得起科學的概念分析、邏輯推理（推論）分析、差異辨析分析、正反驗證分析以及歷史辯證分析、互文參照分析、實戰驗證分析。而且，這種種分析都應該避免“一孔之見”或“一家之言”。 第三，翻譯學是人文科學，應該具有充足的人文性，不必也不能用自然科學和數理邏輯來論證。這里，根本原因是“人文概念根本上是不能量化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3），定量分析在人文領域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第四，翻譯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翻譯學理論萬變不離其宗，都應該指向（lead to）翻譯實踐。翻譯理論可以很抽象，很思辨、很“純”，但歸根結底，都應該為翻譯的高效率、高品質服務。我們可以預見，即便將來發展出一門“翻譯哲學”（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這門哲學也必然是指向翻譯實踐的。德國學者說過一句話，翻譯成英語是：Translation studies is born for translation（翻譯研究的天職就是為了翻譯）。此話真可謂是一語中的！ 自古以來，華夏人杰地靈。然而，我們的翻譯界只要消除了偏見，掌握了新知，就一定會在新的征途上復興。其實，許多國家的翻譯界更是渴望讀到我們精辟絕妙的中國典籍和現代文化精品。在此，中國翻譯界和翻譯研究界恭逢其盛，肩負著一種責無旁貸的職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