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翻譯就要“忠實于原文”，這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對于翻譯的常識。但翻譯界的一些專家卻試圖告訴人們：常識需要更新了！這種陳舊的翻譯理念，已經成了影響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去”的絆腳石。

 

很多典籍有了英譯本卻“走不出去”

 

　　在國內，多數譯者出于職業習慣，翻譯過程中全神貫注于文本，字字對應地把文本翻完，翻譯工作即宣告結束。至于譯作在接受地市場的反響，一般被認為是“出版社的事”。

 

　　在國內學界，由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操刀的《紅樓夢》英譯本長期備受推崇，被公認為是最嚴謹、準確的譯本。但研究卻表明，在英語國家，無論是高校藏書、圖書館借閱量，還是專業學術研究中的文本援引量，楊氏譯本的接受度遠遠趕不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的《紅樓夢》譯本。問題是，霍譯本在很多國內翻譯家眼里，根本算不上好本子。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謝天振的兩位博士生又分別研究了介紹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外文版“熊貓叢書”以及出版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學》雜志英文、法文版在海外的傳播影響力。結果也都讓人深思：《中國文學》雜志1951年創刊后，于2000年底停刊；《熊貓叢書》上世紀80年代推出，一共翻譯出版了190多部作品。根據世界各地的銷售情況統計，這套叢書有時候可以賣出兩三本，有時候一本也賣不出去。除了個別譯本獲得成功外，大部分譯本沒有產生任何反響。

 

“莫言熱”啟示好的翻譯可“連譯帶改”

 

　　莫言去年摘獲諾貝爾文學獎，給翻譯界帶去的震動在某種程度上比文學界更大。

 

　　莫言摘獲諾獎，其作品的外譯者功不可沒，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譯者、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要知道，葛浩文不僅沒有逐字逐句翻譯，離“忠實原文”的準則也相去甚遠。他的翻譯“連譯帶改”，在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時，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

 

　　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說，德譯者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甚至不是根據莫言的原作，而是選擇作品的英譯本進行翻譯，考慮的就是英譯本更迎合西方讀者的語言習慣和審美趣味。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院長柴明颎教授指出，“翻譯已蛻變為一種新興的語言服務業。既然是服務，必須引入服務對象的概念。”一部作品的最終譯文不僅取決于原文，還取決于它的“服務對象”，以及譯作接受地人們的語言習慣、審美口味、公眾心理等非語言層面的因素。或許，只有從根本上認識這一點，卡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礙才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