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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地區
波斯語是一種在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斯坦等國家使用的具有悠久傳統的語言。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語言，也是阿富汗斯坦境內兩種主要語言之一(另一種是普什圖語)。隨著移民從這些國家流入到周邊國家，很多國家都有說波斯語的社群。說波斯語的人口約1億人，大部分在伊朗（5500萬），此外還分布于阿富汗斯坦1100萬、塔吉克斯坦700萬、巴基斯坦、美國、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聯酋、卡塔爾、中亞其他地區。波斯文用阿拉伯字母拼寫。在波斯語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語借詞，但是波斯語中有四個阿拉伯語所不具有的字母及發音。由于阿拉伯語是一種與伊斯蘭教緊密結合的語言，所以在很多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或伊斯蘭信徒都要使用阿拉伯語。由于以上原因，現代波斯語中，有近40%的詞匯來自屬于閃含語系的阿拉伯語。
歷史沿革
波斯語是世界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是構成印歐語系一個語族的伊朗諸語言之一。古波斯語是一度從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和帕米爾高原的波斯帝國的語言。古波斯語采用在古代世界許多地方都通用的鍥形文字。公元前2世紀時，波斯人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帕拉維字母表，該字母表一直使用到伊斯蘭教占優勢的七世紀。從那以后，波斯語就開始用阿拉伯字母書寫，并補充了若干字母以適應一些特殊的發
古畫上的波斯文
古畫上的波斯文
音。講波斯語的本地人把波斯語叫做法爾西語。波斯人是伊斯蘭歷史上最早歸信伊斯蘭的非阿拉伯民族，并且波斯人對伊斯蘭和《古蘭經》的研究令阿拉伯學者吃驚贊嘆，因為他們借助于古希臘哲學和印度哲學思考真主的啟示。
波斯語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古波斯語、中古波斯語、新波斯語。公元前3—8世紀，古波斯語演變為中古波斯語(又稱巴列維語)。中古波斯語融合安息語后產生了新波斯語。由于新波斯語是薩曼王朝宮廷中通行的語言，故又稱為達里語（“達里”Dari意為“宮廷”）。此時的波斯受到阿拉伯人很深影響，新波斯語已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寫，又在阿拉伯字母B、J、Z和K的基礎上創造了P、ch、zh和G四個字母來更方便拼寫，新波斯語中還有大量阿拉伯語借詞。
波斯語
波斯語(2張)
阿拉伯帝國的建立,使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亞、非、歐三大洲,尤其位于兩河流域的波斯地區,無一例外地受到伊斯蘭文化的沖擊和同化;同時,具有悠久文明積淀的波斯文化,在政治、宗教、文學、語言等多方面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波斯文化中的許多優秀成份豐富和發展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因為“阿拉伯人在蒙昧時代只熟悉游牧生活及與游牧生活有關的事物,只有表達這種生活方式的語詞,而有關政府制度、行政機構、享樂生活、食品、飲料、裝飾、娛樂、花卉等方面的詞語,大都是從被征服民族那里借來的,其中以波斯詞匯最能滿足阿拉伯人的需要,是阿拉伯語吸收外來語和擴充詞義的重要來源。”
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波斯語因其頑強的生命力而成為“東部伊斯蘭世界通行的書面語”,波斯語言及其文化一度在中亞地區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歷史地位
在伊斯蘭古代學術研究中，波斯語是一種重要的語言，因為用波斯文書寫的伊斯蘭著作汗牛充棟，例如《古蘭經》詮釋學和伊斯蘭法學。 現代說波斯語的國
楔形波斯文
楔形波斯文
家和民族都是穆斯林，如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斯坦。 有一種叫做塔吉克語的波斯語的變體，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通行，但是用西里爾字母書寫。
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有碑，刻有波斯楔形文字
，今存伊朗。公元前3～公元8世紀，古波斯語演變為中古波斯語（又稱巴列維語）。現代波斯語主要在中古波斯語的基礎上，由 8 世紀左右通行于伊朗南方法爾斯地區中的一種方言發展而成。該方言自阿拉伯哈里發政權在波斯東南方建立朝廷后逐漸成為朝廷的官方語言。在長期的發展中，波斯語積累了豐富的文學、哲學、歷史和
阿拉伯字母波斯文
阿拉伯字母波斯文
其他科學著作的文獻。它至今仍然是中東地區最重要的語言之一。
語言特點
波斯文為拼音文字，共有32個字母，其中28個是阿拉伯字母，4個是
波斯語
波斯語
新創的波斯字母。
波斯語有8個元音，長元音和短元音各為3個，雙元音2個；有輔音22個，其中8個清輔音，14個濁輔音。單詞的重音基本上落在最后一個音節上。句法特點是詞序相對固定，基本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修飾語在中心語之后。動詞有人稱、數、時態、語態和語氣等語法范疇，時態共有 9 個，通過動詞的詞尾，或者加助動詞來體現。名詞和代詞沒有明顯的格和性的范疇，領屬關系由一個連接符（波斯語稱伊扎菲）表示。波斯語在歷史上受阿拉伯語影響最大，約有近一半的詞語來自阿拉伯語。此外，它還部分地吸收了突厥語和蒙古語借詞，現在則較多地吸收了法語、英語和俄語等歐洲語言的詞語。但因為美伊關系緊張，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宣布對外來語特別是來自英語的詞匯需要“波斯化”，如直升機叫做“旋轉翅膀”，傳真叫“遠距離書寫”。
在中國
傳播
波斯語在伊斯蘭文化東傳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每一種文化的持續性發展,離不開它的“活化石”———語言,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對話和吸納,更離不開語言文字。尤其異域文化進入本土文化的過程,承載著文化的交際工具———語言文字,充當著“先鋒隊”的角色,兩種文化或多種文化間的溝通、交流,首先大都從語言開始,然后才能進行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對話和理解。伊斯蘭教是由中國穆斯林先民自唐、宋以來,從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由于來自中亞、西亞的穆斯林民族多元性構成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族源多樣性,造成了中國穆斯林先民對自己母語,主要是阿拉伯語、波斯語的學習和保留,為了世代守護自己的傳統信仰,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對伊斯蘭文化語言的傳承與教育,特別是必須學習以阿拉伯語為主的《古蘭經》、圣訓及用波斯語著述的一系列語言文字教材和典籍【1】。這一傳統自明代經堂教育創立之后,學習日增,世代恪守。尤其對僅次于阿拉伯語的波斯語及其典籍的學習,無論是官方上流社會,還是民間大眾中間,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歷史影響。本文試從波斯語及其典籍在中國的傳習方式、過程、階段、社會作用等方面加以分析,并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和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波斯語及其在官方的語言教學
波斯語屬于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國語和阿富汗斯坦的兩種官方語言之一,中亞又稱為“塔吉克語”。全世界操波斯語的人口約5000萬。波斯語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古波斯語、中古波斯語、新波斯語。公元前3—8世紀,古波斯語演變為中古波斯語(又稱巴列維語)。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滅薩珊王朝后,推行阿拉伯語及其文化,中古波斯語逐漸被廢棄。原來的巴列維語與安息語融合后產生了新波斯語,又稱為達里語。“達里”(Dari)意為“宮廷”。由于新波斯語是薩曼王朝宮廷中通行的語言,故由此得名,它后來取代阿拉伯語,在公元9—10世紀成為東部伊斯蘭世界通行的書面語。新波斯文采用阿拉伯字母體系,又在阿拉伯字母B、J、Z和K的基礎上創造了P、ch、zh和G四個字母,還從阿拉伯語中借入了大量借詞【2】。
阿拉伯帝國的建立,使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亞、非、歐三大洲,尤其位于兩河流域的波斯地區,無一例外地受到伊斯蘭文化的沖擊和同化;同時,具有悠久文明積淀的波斯文化,在政治、宗教、文學、語言等多方面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波斯文化中的許多優秀成份豐富和發展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因為“阿拉伯人在蒙昧時代只熟悉游牧生活及與游牧生活有關的事物,只有表達這種生活方式的語詞,而有關政府制度、行政機構、享樂生活、食品、飲料、裝飾、娛樂、花卉等方面的詞語,大都是從被征服民族那里借來的,其中以波斯詞匯最能滿足阿拉伯人的需要,是阿拉伯語吸收外來語和擴充詞義的重要來源。”【3】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波斯語因其頑強的生命力而成為“東部伊斯蘭世界通行的書面語”,波斯語言及其文化一度在中亞地區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波斯語的教習在中國有漫長的歷史。波斯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文化悠久發達,又是與中國在古代和中古時代往來最為密切的重要地區之一。張騫鑿空西域后,許多波斯人、安息人入漢地,把佛教、襖教、摩尼教和猶太教帶到中國西北地區和內地。入華定居的波斯人生活在中國西北諸族文化或漢文化的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他們為保存自己的文化習俗,在自己的民族集團和宗教社團之內進行波斯語文和安息語文的教習。公元8世紀,中亞伊斯蘭化向東推進,波及到絲綢之路東端的中國新疆地區和內地,絕大多數波斯人、安息人都伊斯蘭化,普遍地接受了伊斯蘭文化及新疆波斯語的推廣【4】。而真正將伊斯蘭文化及其波斯語在中國傳播、扎根并流傳下來的,當屬唐宋以來進入中國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軍士、使臣和傳教士及其后裔們。到了元、明兩代,波斯語的教學與研究一度達到了歷史高潮。
元朝疆域的擴大,國力的增強,經濟文化的發達,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廣泛交流,元代統治者對各民族文化的寬容和學習吸收,使波斯語的教育和學習得以空前發展,以回回國子學和回回國子監的設立為標志,形成了官辦的一套波斯語教學體系。
元政府的重要機關都置有回回椽史、回回譯史、回回令史等官職,以備譯寫文書之用。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元仁宗延?元年(1314)四月,“復回回國子監官,以其文字便于關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篤意領教”。回回國子監學,按元代制度,屬翰林院【5】。元代陶宗儀在其著《書史會要》中收錄了“回回字”29個字母。其中28個是單體阿拉伯字母,另一個是字母Lam與Alif合成的復合字母【6】。
元代回回國子學內除了波斯文、阿拉伯文之外,還教習一種被稱為“亦思提非”的文字。關于“亦思提非”文字,長期困惑著學術界。我國有些學者認為是波斯文,有些學者認為是阿拉伯文。伊朗德黑蘭大學穆扎法爾·巴赫蒂亞爾教授在新著《“亦思提非”考》一文中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關于“亦思提非”一詞的含意,他描述為:“‘亦思提非’本意乃是‘獲取應有之權利’或‘向某人取得應得之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其意為:‘財產稅務的核算與管理。’因此,在古代,在大多數伊斯蘭政權統治的國家,類似現代財政部的部門稱為‘亦思提非部’”。關于“亦思提非”文字,作者說:“‘亦思提非’乃是一種特殊的文字符號,用于國家文書之中,它有特定的寫法與規則,國王及政府有關財務稅收的詔書、清算單據、稅務文書等都用這種文字書寫,而以一種稱為‘斯亞格’(Si g)的方法計算。對于擅長此道的人運用及識別這種文字并不費力。這種文字類似縮寫符號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表音。”【7】這一論述,為學術界廓清了迷霧,從側面證明元代官方機構在教習波斯語、阿拉伯語的同時,還教習波斯人創造的“亦思提非”文字。因為“亦思提非文字的創造者是古代波斯人。古代波斯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語言復雜,而且對外有廣泛的財務及貿易聯系。為滿足稅收、理財及貿易的要求,就要創造一種特有的文字符號系統及計算法。因為必須創造一種能夠書寫財務及稅收文書的文字,而這種文字要能為各民族所理解,并確切無誤地釋讀”【8】。所以,“亦思提非”文字是一種特殊的文字符號這一推斷,比較符合事實,元朝政府十分重視對“亦思提非”文字的教習和翻譯人才的培養。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語主要在四夷館和會同館內的回回館。設回回館,教習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便于同中亞、西亞穆斯林諸國打交道。四夷館設于明永樂五年(1407),當時除回回館外,尚包括其他7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緬甸。《明實錄》記載:“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學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仍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準出身,置館于長安左門外處之。”【9】明初譯波斯文圖書的馬沙亦黑等一大批人均為回回人,由此判斷回回館的教師大多是通本族語言的回回人。
明代官方的波斯語教材以《回回館譯語》和《回回館雜字》為代表。《回回館譯語》分兩種版本系統:“四夷館本”和“會同館本”。《回回館譯語》中的詞匯表,即《回回館雜字》,是“四夷館”和“會同館”中的回回館中教習回回語時所用的分類詞匯對照表。四夷館本與會同館本合計共收錄元、明以來的波斯語———漢語音譯詞匯、語匯777條,分為18門類,其中分類明確,詞匯涵蓋面涉及天文、地理、時會、人物、人事、身體、鳥獸、花木、器用、飲食、珍寶、文史、數目等許多方面【10】。現藏北圖抄本《回回館雜字》有下列特點:波斯字母G常常正確地寫出,而在北圖抄本《回回館譯語》的相應詞中,則寫作K。以漢字注音看,當時回回館中所教授的波斯語語音與今天伊朗方言略有區別,更接近于阿富汗斯坦的“達里語”和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語,即波斯語中亞方言【11】 。
自元代經明代至清初,中國官方對波斯語、阿拉伯語的教學、研究一直持續不斷,堅持下來了,尤其元代和元以后通過各種途徑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圖書為數眾多,有關穆斯林語言文字學的材料并不在少數。如《元秘書監志》卷七羅列的一大批回回圖籍中有一種名為“蛇艾立詩”。馬堅先生早在1955年就指出“蛇艾立”乃其原書的阿拉伯文書名Shi’r的元代漢語譯音,意為“詩歌”;《回回館雜字·文史門》有“舍額兒”(Shi’r),旁注“詩”,即此 【12】 。除《元秘書監志》外,錄載中國回回書籍最多的著作是清康熙年間著名穆斯林學者劉智(約1660—1730)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禮》兩書。劉智在《天方性理》中開列出他寫書時的“采輯經書目”(即參考書目)10種,在《天方典禮》中又開列“采輯經書目”45種。剝除這兩份“采輯經書目”中的重復部分,劉智寫書時實際使用書目67種。對劉智這兩份書單研究最見功力者,當推澳大利亞學者萊斯利和瓦塞爾的論文《劉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13】,他們在日本學者桑田六郎研究的基礎上,查核了布洛克曼的《阿拉伯文學史》、斯達理的《波斯文獻》、布洛曬的國民圖書館《波斯文抄本目錄》和胡格的《伊斯蘭字典》【14】,修正了前人的研究,使劉智使用的書目的原貌基本廓清。根據萊斯利和瓦塞爾的論文和劉智本人對其所使用的每一本書的意譯,我們發現,其中除了大量的阿拉伯文著作外,波斯文著作所占比重也不輕,而且涉及到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經注學、認主學、圣訓學、教法學、哲學、歷史學、天文學、地理學、倫理學、文字學、語法學等諸多學科 【15】,從中可以看出波斯語及其著述對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傳播的重要貢獻和作用,現將可識者排錄如下【16】:
1.劉智《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第34和第29種《吉所·密拉直》,應為波斯之書名Qisas-iMi’raj“穆罕默德登霄故事”的清代漢語音譯。其中之“吉所”(Qisas),即《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第32、28種的“吉所·安秘雅”(Qisasal-Anbiya’“列圣記”或“列圣紀錄”)中的“吉所”,意為“童話、故事、傳說”;“密剌直”(al-Ma’raj),意為“階梯、樓梯”,又專指穆罕默德之登霄。劉智意譯為《登霄錄》。其作者可能為逝于回歷陰歷907/公元1501—1502的穆隱(Mu’inad-Din Farahi)。這是一部有關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早期活動的作品,屬于先知賢哲傳記歷史類作品。
2.《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第36、35種《設哲爾·拿馬》,應為波斯語書名Shajar Nama,即“世系記”的清代漢語音譯。其中“設哲爾”(Shajar),意為“樹、分枝”;“拿馬”(Nama),即《天方性理》與《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中第38、37種“合哲爾·拿馬”(HajarNama),及《天方典禮》參考書目第38種“克爾白·拿馬”(Ka’aba Nama)之中“拿馬”,此言“信、筆記、志”。劉智意譯為《世譜源流》。這是一部記載先知穆罕默德世系或其后裔(即所謂“圣裔”)的作品。
3.《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所列參考書目之第23、40種《額福阿祿·額福剌乞》,應為波斯文書名Af’al Aflak,即“天體運動”之清代漢語音譯。其中“額福阿勒”(Af’al),意為“動作、行為”(復數);“額福拉克”(Aflak),此言“天空、天體”。劉智意譯為《天德元機》,這是一部伊斯蘭天文學的著作。
4.《天方性理》所列參考書目第22種《哲罕·打尼識》,應為波斯語書名Jahan Danish,即“世界之知識”的清代漢語音譯。其中“哲罕”(Jahan),意為“世界”,明《回回館雜字·地理門》有“者哈恩”(Jahan),旁譯“世”,即此字;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之“世界”用的就是這個詞。“打尼識”(Danish),此言“知識、學識”。劉智意譯為《環宇述解》。這應是一部阿拉伯文地理學著作的波斯文譯本。
5.《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合哲爾·拿默》,應為波斯文書名Hajar Nama,即“寶石錄”或“貴生記”的清代漢語音譯。其中“合哲爾”(Hajar)意為“寶石、石頭”,又為亦思馬因(Isma’il)之母親的名字;“拿默”(Nama),即《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第36、35種“設哲爾·拿默”(Shajar Nama“世譜源流”),以及《天方典禮》參考書目第38種《克爾白·拿默》(Ka’aba Nama,即“天方志”)中之“拿默”,此言“筆記、信、志”。劉智意譯為《寶產譜》。單憑“合哲爾·拿默”的音譯和《寶產譜》的意譯尚難確定原本與作者。萊斯利把此書看成一部講述亦思馬因誕生的書。但如果把“合哲爾”(hajar)解釋成“石頭”,則這部書應是一部有關寶石鑒定學的著作,與劉智《寶產譜》的意譯亦相合。
元、明以降,官方波斯語的教學和研究主要體現在伊斯蘭醫學和天文學的學術成就及其對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
伊斯蘭醫學早在宋代就傳入中國,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大都、上都始置“回回藥物院二,秩從五品。掌回回藥事”【17】。此后,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撥隸廣惠司”。從此,“回回醫藥”、“回回藥物”則成了伊斯蘭醫藥在中國的別稱,伊斯蘭醫藥在元朝政府里具有崇高的地位。約成書于明代前期的《回回藥方》(原書36卷,現僅存殘本4卷),是對伊斯蘭醫學在理論上的總結、歸納和集大成。《回回藥方》的作者于阿拉伯語詞之外增加了不少波斯語詞,比如籽(tokhm)、葉(borg)、水(Ab)、泥(gel)、圓(gerd)等波斯詞就多次出現。另外,《回回藥方》中的阿拉伯字母也有按波斯語讀音規則發音的。《回回藥方》中大量波斯文特征表明,其作者中有波斯人,或者有操波斯語的中亞、西亞人【18】。至于伊斯蘭醫學的分科、藥劑、藥物則從此進入中藥學領域,并深入到市井鄉陌和“尋常百姓家”了。
伊斯蘭天文學自宋初馬依澤公入華編修《應天歷》始,對中國歷法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學者研究后認為:《應天歷》第一次將伊斯蘭教歷從金曜日為歷元、7日記日的星期制度引進,這與《宋史》等史料記載相吻合【19】。宋、元、明以來,關于伊斯蘭天文學的影響,波斯語命名的一星期名稱在廣大穆斯林中間至今仍口耳相稱、相傳,也足可證明伊斯蘭天文學影響的深遠和持久:
星期一,稱杜閃白,波斯語 DuShanba。
星期二,稱塞閃白,波斯語 SeShanba。
星期三,稱查爾閃白,波斯語 ChaharShanba。
星期四,稱盼志閃白,波斯語 PanjShanba。
星期五,稱主麻,阿拉伯語 Jumua。
星期六,稱閃白, 波斯語 Shanba。
星期日,稱葉克閃白,波斯語 YekShanba。
這里,從星期一至星期日的7天,只有星期五用阿拉伯語,其他均為波斯語。因為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禮日,所以,“主麻”一詞被不同語種的穆斯林普遍接受。
此外,明洪武十六年(1384)內府刻本《回回歷法》(共1卷),是一部回回天文圖書的漢譯本,書中提到的一年12個月份大小及名稱,均用波斯語音轉寫【20】;《元史·天文志》所記載的7種回回儀象都是扎馬剌丁于至元四年(1267)負責建造的,安置這些西域儀象的地點大概就是回回司天監所在地。這7種西域儀象中有6種是天文儀器,此外《元秘書監志》也提到了幾種。馬堅教授對這些儀器的原名作了杰出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儀器的命名都是波斯語并轉譯而來的 【21】。
宋、元、明以來的波斯語教學研究充分說明,以波斯語、阿拉伯語為主的伊斯蘭文化傳入中國之初,該文化的載體———中國穆斯林,具有很高的文化層次,并在幾代政府中都有較高地位,他們的歷史貢獻和作用在中國文化史、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影響。
二、明與清初時代中國穆斯林民間的波斯語教學
元、明兩代除了官方因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為培養譯人等各方面人才而進行的穆斯林語文(波斯語、阿拉伯語等)教學活動外,元代穆斯林民間肯定也有波斯文等的語文教學活動,但這方面的直接材料、史料罕見,難以證信。可是,波斯語、阿拉伯語的教學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廣泛進行和推廣,是以經堂教育的創立和勃興為標志并得到發揚光大。
始自于明代嘉靖年間回族穆斯林學者、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創建的經堂教育,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教育體制。經堂教育開辟了中國伊斯蘭文化的新紀元,它為堅守穆斯林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為推進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話、協調、相互適應做了不懈努力。經堂教育培養了一代代大批的穆斯林優秀人才,使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尤其極大地保留了許多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典籍和文獻,成為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上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22】。經堂教育也使元明以來的波斯語、阿拉伯語教育和學習,進一步延續并廣泛深入地推廣開來,為波斯語的研究和教學做出了世界級的貢獻。
經堂教育中,經師向經生講授的“十三本經”(或“十四本經”),又叫“賽拜嘎”(阿拉伯語,意為“步伐”、“教程”)經 【23】。這13部阿拉伯文、波斯文經典、著作構成了經堂教育的必修課本,內容涉及阿拉伯語語法學、邏輯學、修辭學、波斯文法、波斯語文學著作,還有認主學、教法學、圣訓學、經注學、哲學等諸多學科著作。其中波斯語的教學及其典籍著作占有較大比例,影響也更深刻:
1.《海瓦依·米諾哈吉》 1978年夏,伊朗學者沙里亞特為編寫校訂《波斯語辭典》在北京收集資料。他在東寺參加聚禮時,發現了《海瓦依·米諾哈吉》手抄本,作者自稱“中國山東學者Zinimi之子穆罕默德”,書成于伊歷陰歷1070年5月主麻日(公元1660年1-2月),并發現該書動詞分類法屬世界首創。經沙里亞特大量考證,證實該書是世界上獨立創作的最古老的波斯語語法著作,該書經他整理,已于1981年在伊朗伊斯法罕出版,使其重現光芒,這是中國穆斯林學者對波斯語教學與研究的一大世界級貢獻【24】。
作者常志美(約1610—1670),字蘊華。明末清初伊斯蘭經師、經堂教育家。學識淵博,尤精波斯文法;提倡博覽群經、注意研究伊斯蘭哲學,阿拉伯語、波斯語兼學并重,成為伊斯蘭經堂教育山東學派奠基人。《海瓦依·米諾哈吉》是常志美在邊教學邊研究過程中為學生編寫的一部波斯語法集成,以便幫助學生盡快掌握波斯語。該書最初盛行于山東一帶,后傳播到各地,成為經堂教學初學者的入門教材【25】。
2.《古利斯坦》 伊斯蘭哲理詩著作,經堂教育中波斯文學讀本,是世界文學名著之一。《古利斯坦》乃波斯語音譯,意為“花園”、“園圃”。常被人譯為《真境花園》、《薔薇園》或《花園》。
《古利斯坦》的作者薩迪(1200—1290),是13世紀波斯詩人、波斯民族傳統思想與語言文化屈指可數的奠基人之一,又是長于辭令的傳道者和偉大思想家,善于雄辯的演說家,被譽為“詩圣”。他一生創作的詩歌內容宏富、形式多樣,詩集不下20種,其中以《古利斯坦》飲譽中古世界文壇。《古利斯坦》成書于公元1258年。作者寫作它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但書中包括了作者近30多年苦行與周游列國中各地奇聞、圣人訓諭、故事詩歌、帝王言行等,其中熔鑄著作者自己的不少生活體驗,書中充滿了對現實世界中美與丑、光明、善良與黑暗、墮落的強烈對比,還有蘇非主義者為近主愛主而備嘗艱苦的描寫。《古利斯坦》傳入中國已有600多年歷史,流傳廣、影響大,作為我國經堂教學中學生必修的波斯文課本,深受穆斯林大眾的推崇和喜愛。漢譯本有兩種:王靜齋譯本取名《真境花園》(1947年4月,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印行單行本);水建馥從英文版轉譯,取名《薔薇園》(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6】。
3.《米爾薩德》 波斯文本,是專講修身養性、近主之道的哲學著作。成書于1223年,由波斯德黑蘭人艾布伯克爾·阿布杜拉·本·穆罕默德·本·薩哈瓦爾·拉齊(亦以納吉姆丁·達亞·拉齊·阿薩迪聞名,1168—1256)著。全書共分五門40篇。17世紀末由著名經師伍遵契(約1598—約1698)與其兄弟、子侄合譯成漢文,稱《歸真要道》。
4.《艾什爾吐·來麥爾臺》 又名為《額慎·勒默阿忒》,波斯文本,作者為阿布杜拉赫曼·本·阿赫默德·加米(查密,1414—1492),成書于1481年。該書系對法赫爾丁·伊拉基(?—1289)的《來麥爾臺》(意譯“神圣的閃光”)的注釋;伊拉基的《來麥爾臺》是對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神秘主義思想的闡釋。這是一本伊斯蘭哲學杰作,講解“認主的最高原理”【27】,“共有品論二十二,電論二十九,統括性理內認費隱之學”【28】。
5.《虎托布》 原文為阿拉伯文,是對40段阿拉伯文圣訓的波斯文注解,由伊本·沃德安(?—1197年)編選匯集,后被譯成波斯文(譯者不詳)。中國經堂教育選用的是波斯文譯本。該本“圣訓”于1594年由大賢(遜迪格)注釋后,成為講解道乘功修的波斯文必讀書,有李虞宸的漢譯本《圣諭詳解》。它“趨重于道學”【29】。
6.《艾爾白歐》 波斯文本,是對40段圣訓的注解,哈薩姆丁·本·阿拉丁·努吉巴迪(生卒不詳)注釋,其基本內容亦講解道乘功修,更是“純粹道學”的 【30】。此外,有《侯賽尼》,波斯文本,是印度穆斯林經學大師侯賽尼于1491—1492年間完成的著作。該著作偏重于從理學方面對《古蘭經》進行注解。
在“十三本經”(或“十四本經”)中,波斯語文本的經典著作占6大部,近一半,幾乎與阿拉伯文本的經典平分秋色了。由此可見,波斯語教學及其經典在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中所據有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同時也說明波斯語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另外,經堂教育中還有許多參考經典,即“十三本經” (或“十四本經”)之外的“旁經”、“雜經”等參閱的經典,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波斯語文本,我們這里不妨列出一些最具代表性、又對中國穆斯林影響較大的經典,以見波斯語教學及其經典著作的廣泛深刻影響。
1.《麥克吐布·發熱西》 波斯文本,是一部伊斯蘭蘇非哲學經典。阿文版是波斯文版的譯本,16開本,全2冊。《麥克吐布》由著名蘇非大師、哲學家伊本·拉巴尼所作,漢譯通常為《書信集》,是伊斯蘭蘇非哲學上的權威著作之一。該經典在經堂教育中廣泛參閱,尤其在西北地區,既是虎非耶、哲赫林耶、嘎德林耶、庫不林耶等蘇非門宦家們的必讀、必講經典,也是廣大經學師生學習波斯語的優良參考書。
2.《麥嘎雖都·凱拉目》 波斯文,是伊斯蘭蘇非教義學讀本,16開本,全1冊。
3.《耳木代》 波斯文,是伊斯蘭教法禮儀著作。有山東青州回族穆斯林女翻譯家丁蘊輝(生卒年不詳,約19世紀60、70年代至本世紀30年代)漢譯本《歐姆戴》(天津清真南寺1910年前后、伊歷1330年刻印版),流傳各地。《歐姆戴》主要是有關伊斯蘭念、禮、齋、課、朝五項天命方面的論述。全書分經字釋義(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匯的漢字音譯,附意義解釋)、凡例、第一門(章)至第五門(章)共40篇、附記等四大部分。全文用樸素、獨特而傳統的經堂口語譯出,娓娓道來,受聽感人。
諸如此類的經典及參考著作還比較多,波斯語教學及其著作在中國伊斯蘭文化史占有重要的地位,發揮了積極重大的作用,值得我們更好地進行整理和研究。
三、小 結
通過歷史考察和對語言文本的分析,我們發現,波斯語教學及其經典對中國穆斯林的文化生活影響是廣泛、深入而悠久的。如果說阿拉伯語詞匯的大量運用和教習,更多地顯示了回族人民豐富的宗教文化生活的話,那么如今留存于回族語言中的波斯語詞匯、波斯語經典,則成為伊斯蘭文化影響下,回族人民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綜合標志。因為波斯語教學及其經典在中國傳習的歷史,顯示了伊斯蘭文化是兩世(現世、后世)并重的宗教文化,她把穆斯林的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很好地結合統一起來,而這二者又在日常生活中很難截然分開。其次,伊斯蘭文化于元、明大量東傳中國時,中亞地區是最主要的傳播橋梁,當時,波斯語是中亞細亞地區的主要通用語,所以西域色目人作為回族先民的主要組成群體,將“波斯化”的伊斯蘭文化全面地帶到中國西北,并向中原內地伸延【31】,波斯語的詞匯、科學術語、經典著作的教學和研習,就自然而然地在中國政府機構和廣大穆斯林中間廣泛展開。因此,波斯語及其文化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穆斯林有習用波斯語經典的傳統,或用波斯文注釋《古蘭經》、《圣訓》。如《侯賽尼》為經注學,《虎托布》為40段圣訓的注釋,《艾爾白歐》也是40段圣訓的注解,《來麥爾臺》、《米爾薩德》是哲學書;《海瓦依·米諾哈吉》為波斯文法,由中國穆斯林學者常志美著;《古利斯坦》是文學書。
2.蘇非主義思想在波斯語經典中影響深刻,對經堂教育的影響也很大,這證明在中亞波斯語流行區域內,蘇非主義東漸中對中國伊斯蘭教產生的深遠影響。如經堂教育中,選用的波斯文本《來麥爾臺》、《米爾薩德》都充滿著蘇非主義近主、認主和道乘功修理論和思想;波斯文本《虎托布》、《艾爾白歐》都是帶有顯明的蘇非主義圣訓注釋;這4本經,在“十三本經”(或“十四本經”)中占有一個不小的比重,這還不算其它參閱的旁經、雜經讀本【32】。
3.禮拜時默聲舉意詞“乜貼”多為波斯語。
4.重視《古蘭經》注釋,而阿拉伯地區重視《古蘭經》原文。
5.注重紀念阿里之妻法圖麥,每年齋月十四日,各地穆斯林婦女在清真寺內集會紀念,而對先知穆罕默德之妻赫底徹虔誠尊敬,但無這種紀念活動。
6.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賽因、法圖麥之類。
7.阿訇講瓦阿茲時常稱贊阿里的勇敢,穆斯林武術家有的將功夫上溯到阿里巴巴,穆斯林家中多懸掛阿里的魚尾劍壁畫,以求吉祥。
8.阿訇和老年人常向晚輩講述卡爾巴拉戰役中侯賽因被殺害的慘狀,講述者情緒沉痛悲憤。
9.西北地區的阿訇在講演結束時常說:“到了格亞買提(歿后站立之日,即復生日)的日子,我們歸在了圣人的綠旗之下,跟隨阿里巴巴、法圖麥太太、哈桑、哈賽尼進入重恩不朽的天堂。”
10.回族有學習波斯語的傳統,稱學習波斯語為“過法爾西”,經堂語講習中運用大量波斯語詞匯和句式。
11.在今天的中國穆斯林漢語中保存了大量的波斯語詞匯【33】。常見的有:阿布達斯特(Abudast,小凈)、阿斯曼(Aseman,天)、巴姆達德(Bamdad,晨禮)、皮曬尼(Pishen,晌禮)、迪嘠爾(Digar,晡禮)、沙目(Sham,昏禮)、胡夫坦(Hufutan,宵禮)、牙爾(Yar,伙伴)、比麻爾(Bimar,疾病)等等。可以看出,回族話中的波斯語詞匯具有很強的生活用語性質,而不象阿拉伯語詞匯那樣,更多的是對精神生活或宗教生活的描述。按照通常的語言使用規律,日常生活用語由于其反映的是人們的日常世俗生活,所以有較強的穩定性。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在回族的先民中,操波斯語的民族可能占有較大比例【34】。這從元明以降的波斯語教學研習活動(官辦、民辦)中可見一斑。
波斯語教學及其經典傳習,在中國已經走過了1000多年的歲月,尤其是元明以來的官辦教學機構和編修教材,明末經堂教育的興起,使波斯語的教學研習,日久彌堅,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豐富了中國文化、中外比較文學史、中國外語教育史的內容,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波斯語及其經典、著作已成為中國穆斯林及其伊斯蘭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挖掘和整理研究。
歷史
中國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接觸和交流的歷史包括了宗教、文化、經濟和政治關系等廣闊的領域。中華帝國和波斯帝國的鄰邦關系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幾乎2000年。公元前2世紀以前的數百年間,波斯的阿黑門王朝和中國的周朝這兩個大國都處于鼎盛時期并有可能接壤。目前,對于它們之間的這種關系鮮見記載,但是,對于2100年前的中國漢朝和波斯阿斯卡尼王朝之間的鄰邦關系卻有具體的史料記載。關于漢武帝派出一位使節到達波斯王朝曼赫達德二世宮廷以請求援助的最早的史實記錄是在公元前115年①。這位中國使者帶給曼赫達德二世一項提議,即為共同抵抗中亞的韃靼人(即匈奴人)與阿斯卡尼王朝締結協約②。那時,漢人將阿斯卡尼王朝或帕西(波斯)的國家稱作“安息”。所以我們通常在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期間和之后的中國編年史中發現“波斯”的名字。這期間中國和波斯的關系得到深入的發展,兩大帝國之間進行了許多次的互派政治使節往返活動③。
不少作者在他們的著述中指出:中國最初的穆斯林社團是由來自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的穆斯林旅行者、商人、士兵和官員的后裔所組成。他們的先民于公元7世紀至14世紀期間落居于東南沿海和西北、西南地區④。權威性的資料記載,中國人最早是在638年從薩珊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耶茲德格德三世的使節那里聽說和了解伊斯蘭教的。當時耶茲德格德正尋求唐太宗的援助以抵抗阿拉伯軍隊的入侵⑤。自那時起,來中國的波斯商人和旅行家們就在這廣袤的土地上傳播《古蘭經》的教導。波斯處于橫跨歐亞大陸貿易路線(后來被稱作“絲綢之路”)的西段的戰略地理位昧恿碩嗆臀餮恰Ａ嶂泄筒ㄋ溝乃砍裰返鬧饕溫湎蛄醬蟮酃淶淖誚獺⑽幕⒕煤涂蒲Ы渙魈峁┝絲緗擁那帕骸Ｎ逯植煌男叛�———佛教、拜火教、基督教聶斯托里派、摩尼教以及最后的伊斯蘭教沿著這條路線從波斯傳入中國⑥。數以千計的波斯人通過這條路線到達中國,因此,波斯和中國的學者、商人、冒險的旅行家、藝術家、外交使者等之間有了相互聯系。而且,中國和波斯的航海家們駕船航行于波斯灣和中國海之間,這使得兩大帝國的海上貿易興盛起來。在7世紀中葉到15世紀末之間,中國和波斯之間在宗教、文學、藝術、科學和商業領域方面的文明交流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
借此導言,我將介紹一下顯示波斯伊斯蘭文化對中國的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回族伊斯蘭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的有價值和令人著迷的證據,同時歸納兩大伊斯蘭文化之間存在的主要共同點。現在,我將提請你們注意著名的伊朗學者、德黑蘭大學波斯文學教授和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穆扎法爾·巴赫迪亞爾(Mozafar Bakhtyar)博士對中國伊斯蘭教手抄經卷近來所從事的很重要和非常全面的研究工作。在這項研究工作以前,除了幾篇有關介紹來訪的外國學者所收集的材料的文章外,還沒有開展真正全面的研究工作。然而,在1989年至1994年的5年間,研究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專家巴赫迪亞爾教授對中國伊斯蘭手抄經卷進行了獨特和廣泛的縱覽與分析。在這期間,他走訪了中國各地大約600個城市和鄉鎮。在中國大約200處地方,他發現了藏有手抄的伊斯蘭經卷。根據題材和語言種類,他從主題和語言方面詳細審查、評價和記錄了約6000件抄本的性質。他對中國現存的重要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的概覽于1994年年底發表于倫敦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的世界縱覽》(WorldSurveyofIslamicManuscripts)一書的第4卷。此書由“《古蘭經》伊斯蘭遺產基金會”和劍橋大學圖書館的伊斯蘭目錄部合作出版。這項研究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自明的。用杜磊(Dur Gladney)博士的話來說,西方學者對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弱點和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多數進行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西方學者基本上是受漢學語言的訓練,而幾乎很少人擁有諸如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的語言能力,同時接受研究伊斯蘭教義學的訓練而向中國伊斯蘭教‘內核’的縱深邁進。”⑦深入學習過中伊關系史的巴赫迪亞爾教授相信:漢學和伊朗學是互補互配的;任何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入調查如果不研究波斯文資料,或者相反,任何對波斯歷史和文化的深入調查如果不研究漢文資料,那是不完全的。勞費爾(BertholdLaufer)在其《中國—伊朗篇: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Sino 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 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一書中奮筆寫道:數百年間波斯和中國文化的密切聯系為雙方語言詞匯的互相吸收和波斯與中國之間的廣泛文化交流提供了饒有興趣的資料。
我們知道,根據歷史和家譜的事實,其祖先是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穆斯林而繁衍的回回民族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詞匯。正如一位研究回族的專家寫道:“懷有來源于共同祖先的想法是將回族認同感奠立于共有的民族宗教傳統中的基礎。”⑧這里,我想就有關波斯語在中國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回族伊斯蘭文化中的作用問題列舉一些有趣的事實。這些代表了中國穆斯林文化遺產的事實由巴赫迪亞爾教授通過仔細地審視了中國現存的伊斯蘭手抄經卷后整理和再現出來。中國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波斯語產生的持續作用已為象伊本·巴圖塔、奧德里克(Odoric)和馬可·波羅這樣的旅行家、學者和作家所見證,也為其他人如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Muhammad ibn Hakim Zinini)⑨、哈迪·哈格·伊本·魯格曼·斯尼(Hadi Haq ibn Luqman Sini)⑩所見證。當代的學者象季羨林、晁華生、張鴻年、黃時鑒、陳達生、滕慧珠、郭成美、奧隆(d’Ollone)、巴托爾德·勞費爾、伯瓦特(L.Bou vat)、伯希和雷那·格柔塞(ReneGrousset)、麥考爾·狄龍(MichaelDillon)、阿比迪等也同樣指出了這一點。然而,在這里我特別地想介紹的是巴赫迪亞爾教授對于中國伊斯蘭手抄經卷所作的令人贊嘆的學術成果。這些手抄經卷的絕大多數是波斯文的。很可惜,在中國的伊斯蘭經卷中大約有數千冊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往的內亂和宗教派別紛爭中以及其它動亂中銷毀。早在19世紀(或許晚些),新疆和其他的中亞國家以購置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抄本的走俏市場而著稱。因此,一些國家派出了解這些經卷價值的專家們到這些地區選購很多有價值的抄本。19世紀時期,俄國和歐洲的專家們在中國旅行期間購買了許多這樣的重要抄本經卷。在對巴赫迪亞爾教授所發現的各類的手抄經卷作一個概括前,我想引用著名的阿拉伯學者、曾于1978年在藏有中國最豐富的伊斯蘭教手抄經卷的北京東四清真寺圖書館中做過調查的哈迪·阿拉維的話。他在阿拉伯語研究院雜志上寫道:
在整個阿拉伯文手抄本中波斯語被大量使用,且達到精通水平,這因為在阿拉伯文手抄本中的注釋和譯解多數都是用波斯語寫成的。在阿拉伯文抄本的結尾總寫有tamamshud,它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抄本就此結尾”。況且,許多阿拉伯文抄本的字體是用波斯文的字體 。
中國具有價值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絕大多數是波斯文)可以被分成下列四類:
1.有關法理學、信仰、禮拜和《古蘭經》經注的抄本。《古蘭經》抄本中的多數有波斯文的翻譯,且普遍見之于中國。許多這樣的《古蘭經》抄本中,波斯文的譯文是用紅墨水寫在每一行的下面;有時,在抄本空白邊緣有用波斯文或漢語中的“小兒經”標注的一些術語的釋義 。毛拉·胡賽因·瓦伊茲·卡希非(Molla Husayn Va’iz Kashifi)著的《恩惠和高貴的詮釋》(又名《高貴的禮品》,Tafsir Imavahib Aliyah)在中國穆斯林中稱為《侯賽尼經注》。它是一本《古蘭經》注釋,以華麗、明晰的波斯文寫就,并且在清真寺中很流行。巴赫迪亞爾教授在牛街清真寺圖書館看見了一本在中國比較稀罕和重要的抄本是阿布·阿里·焦巴伊(Abu Ali Jobba’ii,卒于伊歷303年)的《經注》(Tafsir)。這些手抄本中的人多數是以波斯文寫的。有趣的是,巴赫迪亞爾教授在5年期間的尋找和研究中,竟然沒有見到一本有關圣訓學領域的抄本。甚至沒有一本布哈里或穆斯林圣訓集著作的抄本。而這些著作在伊斯蘭世界是最權威的資料。根據巴赫迪亞爾教授的看法,中國所見的數量甚多的塔吉·丁·布哈里(Taj Din Bukhara’i)著的《四十段圣諭注解》(Sharh ikhutab iarba’in)課本被看作是論蘇非學理(irfan)的課本,而不是看作重要的圣訓抄本。而東四清真寺中所見的少數幾本有關認主學、信仰學和邏輯學的抄本純屬例外 。
2.學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法以及修辭學的古典著述。見之于中國的最重要的抄本之一是胡賽因·瓦法伊(Husayn vafa’i)作的《波斯語詞典》(Farhang-i-Farsi),一部專業性的文學波斯語詞典,著于16世紀上半葉。北京大學波斯語和波斯文學的副教授滕慧珠博士對這部有價值的詞典以及波斯語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她寫道:在今天中國所見的許多波斯語詞典中,這部詞典顯示其在中國說波斯語的人們中有著極大的需求。她還寫道:不足一世紀以前,這部詞典是依據的主要工具書,而且為那些懂得和使用波斯語的人所愛不釋手。由于這個原因,中國過去存有這部詞典的許多抄本。這樣的抄本(里面帶有很有意思的注釋)反映了一百年以前,中國北京和其它城市的說波斯語的學者和研究人員能夠使用這樣專業性的詞典。該詞典現已為滕慧珠博士編輯,并由德黑蘭大學出版 。我們有趣地注意到,在明代,波斯語繼續有著重要的地位,以致于有人編輯了一部包含大約1684個詞匯的《漢-波辭典》。在16世紀期間,除了經學院以波斯語講授伊斯蘭教的課本外,許多波斯學者來到中國,常住下來,并出于教學波斯語文學和語法的目的而著書立說。他們中的其中一位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 ,他編寫了有關波斯語語法的最著名的書《學習門徑》(Minhaj Talab)。在中國的一些傳統的伊斯蘭經堂教育中仍然教授此書 。
3.屬于蘇非教團,比如納克什班迪耶、哲赫林耶、庫布忍維耶(中國人讀為庫布忍耶)和嘎德林耶的蘇非典籍。波斯文化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它向中國引進了蘇非學理并加以發展。波斯語是蘇非教團連接、交流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巴赫迪亞爾教授調查的所有蘇非文本是用波斯語編寫的,因此波斯語在蘇非教團中的重要作用是確實的。在不少地方能找到的蘇非學理典籍是卡拉尼西·奈薩菲(Qalanisi Nasafi)的《古吐布·伊爾沙德》(《認識真知和宣道的指南》,IrshaddarIlm-Ima’rifatvava’ez)。對中國蘇非教團來說重要的其它文本也是波斯語的,它們包括賈米的《勒瓦伊赫》(《真經昭微》或《昭微經》、《昭元密訣》,Lavayih)、《艾什爾特·萊瑪爾提》(《費隱經》Ashi’at-lama’at)、《希西萊特·則哈布》(《金項鏈》或《黃金傳系》,Silsiat Zahab)和《納嘎德·努蘇斯》(《真義探討》Naqdal-nusus);毛拉維的《瑪斯納維》(毛拉維在西方叫魯米);哈菲茲的《詩集》(Di van);阿齊茲·奈薩斐(Aziz Nasafi)的《麥格索德·阿格薩》(《研真經》,Maqsas-iAqsa)和《瑞沙拉黑·馬布達瓦·瑪阿達》(《論起源和現有》,Risalah-i-mabdavama’ad);阿塔爾(Attar)的《塔茲克諾特·奧利亞》(《群賢錄》,Tazkiratal-awliya);納吉姆·丁·拉齊(Najm Din Razi,另稱為Dayah)的《米爾薩德·伊巴德》(《歸真要道》又名《道行推原經》,Mir sadal-ibad) 。顯然,我們可以看出,多數波斯文學作品都是蘇非教理文學。由此,我們可以將多數波斯文學既歸類于文學范疇,又可將它們作為波斯語蘇非教理學經文的范例。
4.發現大量的波斯文學中的著名典籍,比如薩迪的《古利斯坦》(《薔薇園》,又名《真境花園》,Gulistan)和《布斯坦》(《果園》,Bustan),哈菲茲的《詩集》和阿卜杜·拉赫曼·賈米的作品以及它們的各種譯本和注釋本。中國蘇非教團的成員們學習這些典籍,同時,還演變成為傳統伊斯蘭經堂教育所教授的課程一部分。在新疆,許多穆斯林談到璀璨的波斯文學著作,比如菲爾多西的《沙赫納邁》(《列王記》,Shahname),尼扎米的《哈穆塞赫》(《五卷詩》,Khamseh)或著名波斯詩人的詩集。很可惜,這些手抄經卷要么被攜帶出中國,要么毀于文化大革命中 。在巴赫迪亞爾教授的縱覽中,他估計,他見到過的薩迪的《薔薇園》有2000冊左右,賈米的作品大約有1000冊。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是受波斯的影響(包括其它文化的影響)。許多中國學者研究了波斯語在中國穆斯林中傳播和使用的問題。為了說明波斯語是多么重要以及為什么波斯文手抄經卷在中國是如此普遍,我想引用生活在不同時代的兩位著名教法學家的話來證明中國穆斯林中一直將波斯語作為首要的宗教和文化語言。第一位學者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常志美),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山東學派的創始人。在著于1660年的《學習門徑》(Minhaj Talab)一書中,他寫道:
中國大多數的教法學、蘇非學理和經注學的書籍是用波斯語寫的。一位研究教法學的學者為了要理解宗教典籍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波斯語知識外別無選擇。這因為如果他不懂波斯語的話,當與宗教事務有關聯的問題出現并要求他作出對于律法的解釋和決定時,他怎能對付呢?
另一位學者名叫穆罕默德·努爾·哈格·伊本·魯格曼·斯尼(Muhammad Nur Haqq Ibn Luqman Sini),19世紀下半葉的陜西經堂教育學派的著名教法學學者 ,在其《古文仙法》(Kimiyaal-Farsiya)一書中,他說:
由于我們中國的國土緊靠法爾西(波斯),由于我們祖先大多來自法爾西,因此有關教法學、經注學、認主學和蘇非學理的法爾西語書籍在中國為數眾多。故對于經學生和初學者來說,學法爾西語是必然的 。
回族中使用波斯語的持續性有著饒有趣味的歷史、社會和宗教含義。黃時鑒教授和許多其他學者寫道:“回回”一詞事實上指的是波斯語或說波斯語。由于波斯語是中國穆斯林的正式語言,這一詞漸漸就演變成穆斯林的意思 。眾所周知,回回在其東漸入華的最初時期使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漢語。在長期的生活于漢族社會的文化氛圍中,回回只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匯。數位學者指出,回族詞匯的20%至30%是外來語(即波斯語和阿拉伯語) 。根據歷史事實,所見的眾多清真寺碑文和墓碑碑文有波斯語的詩和內容。這顯示了過去數世紀里中國存在著活躍的波斯文化活動,其原因在于波斯語于10世紀以來是伊斯蘭世界東部地區共同使用的通行語言 。波斯語是中國最先正式使用的文化和伊斯蘭語言,特別是在元代的宮廷中它被用來作為官方的語言和書寫文字之一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寫道:波斯語是蒙古人宮廷和羅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這些用波斯語寫的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 。元朝期間,還為政府官員設立了一個專門教授波斯語的學校。中外學者都強調:元代雖然在貿易和商業上使用了漢語、蒙古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但是,為數眾多的士兵、工匠和商人用的最頻繁和最重要的語言是波斯語。根據14世紀中葉訪問過中國的旅行家和學者伊本·巴圖塔的書,在中國有著一些較大的波斯人組成的社團。他記述道:穆斯林社區的語言是波斯語,波斯詩歌包括薩迪(他去世后的50多年)的詩詞不僅為中國宮廷而且為中國鄉間所吟唱 。馬可·波羅也寫道,波斯語是最通用的表達工具。波斯語在中國得以流行的原因列舉如下:它的甜潤、優雅和簡潔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當時中亞宮廷乃至北印度一些王朝的宮廷語言是波斯語,由于這一點,它為世人所尊重;最后,當忽必烈汗(1260～1294)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后,由于他贊賞波斯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任命了大批波斯人作為他宮廷和政府的官員。這些官員由此而樹立了這種語言的優越地位并促進了它的流傳,還把它推廣到中國內地 。據記載,1271年,即忽必烈汗統治期間,在對相當于今天的西亞地區進行了征討后,一大批波斯人和中亞人(絕大多數是穆斯林)被蒙古人裹挾來到中國。這些人與中國人通婚,通婚的中國人成為穆斯林。據說他們中的相當一些居住在今天所稱的寧夏地區 。黃時鑒教授還深入地研究了元朝時期波斯語在中國作用的問題。一些學者還寫道:由于波斯人在中國傳播伊斯蘭教中所起的作用,中國化的伊斯蘭教承受了一些明顯的波斯特征。由于這原因,許多伊斯蘭教儀式和慶典活動,諸如婚禮中的宗教證婚詞就是用波斯語念的,還有舉意(乜貼)詞和五次主命禮拜的名稱也是用波斯語。中國穆斯林對《古蘭經》所作的經注和解釋用波斯語就更不用說了。這樣的事實已經有許多報導了,即“共同持有的思想和進行的禮儀說明了回族社團的凝聚力以及他們信仰的典籍在限定他們民族認同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回族學者和發現,在明代,甚至可能在清代,回回社團中繼續使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這是事實。據說,在中國穆斯林中使用象阿里、哈桑、侯賽因和法蒂瑪這樣的宗教名字是常見的。
另一位學者談到了波斯語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持久影響。他以豆隆使團于1911年在中國發現了手抄經卷的例子作為證據。這些手抄本后來捐贈給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他是這樣提到這些手抄本的:
中國所存在的這些手抄本以及對它們的注釋證明:這些讀本說明了中國穆斯林不局限于學習有關教法的初級課本,而是他們對以伊斯蘭語言寫就的最深奧的著作比如賈米的《真經昭微》或《歸真要道》也很熟悉。這些是蘇非著作,況且很高深。這恰好與中國所發現的蘇非道堂的事實一致。正如文獻證實了這樣的發現一樣,有必要進一步引用納克什班迪派的傳記和賈米的《真經昭微》的史實。賈米是霍加額赫拉爾(Khaje Ehrar)的弟子,他將聞名的詩歌《尊貴者的禮品》(Tohfetel Ehrar)敬獻給了他的導師。至于Maktal,即阿里、侯賽因和哈桑的相傳的言論傳譜,那絕對是什葉派傳統了 。
中國許多傳統的經堂院校里,波斯語是基本的授課語言。據說,博學偉大的阿訇必須懂得波斯語;但目前,由于各阿拉伯國家提供日益增多的設備,新一代的阿訇主要進行阿拉伯語的學習。作為有趣的事實,我愿意指出:一位研究維吾爾語的伊朗學者巴迪伊(N.Badi’i)女士對維吾爾語借用波斯語詞匯作了研究和統計。她計算道:大約60%的維吾爾語的詞匯是來源于波斯語的。她的研究成果不久將在德黑蘭出版,并將為語言學家和學者們所知道。杜磊博士在他的《中國穆斯林》一書中附錄了他選擇的回族所使用的中國伊斯蘭教術語的詞匯表,許多中國穆斯林所使用的不少詞匯來自于波斯語。它們包括:五番主命禮拜的名稱,禮拜舉意詞,星期幾的名稱;還有胡達(真主)、胡達呀(主啊!)、乃瑪孜(禮拜)、板旦(奴仆)、阿訇(經師)、比麻爾(疾病)、白倆(災難)、多斯特(朋友)、多斯塔尼(朋友們)、朵災海(地獄)、都失蠻(仇人)、皮拉哈(卡凡布)、波塞(親吻)、掃干達(發誓)、什葉派、伊不劣廝(魔鬼)、朱乎提(仇人、異教徒)、阿布達斯特(小凈)、若齋(齋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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