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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標識糾錯與國家標準出臺的由來：我的親歷
發布時間：2019-07-03 09:08 點擊：
這是我的一篇回憶錄，記載了近三十年來我參加的雙語標識糾錯活動以及我所知道的它是如何從一項普通的“英語糾錯”，擴展到一場規范”“公共場所英語標識”的活動，有哪些人為之做過貢獻，以至政府部門的管理措施及《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國家標準的出臺。
這也是我的一份總結，闡述我參加規范標識英語工作的體會，以及對解決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時，我也想向更年輕的人介紹我們老一輩人“教書”生涯中有哪些經歷值得借鑒，有哪些問題可以避免，以及當今年輕人有哪些更多的選項。
為增加閱讀性，此文不拘泥文體的規范。這也非文學作品，只講經過，稍加議論。避免過度平鋪直敘，文中增加了對事情細節的描寫和幕后的故事。
特別說明，本文純屬個人對公示語翻譯規范活動的回顧和一點感想，并非學術研究，對過程細節的敘述也難免掛一漏萬。
一、何為《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
據新華社北京 2017 年 6 月 20 日電：國家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教育部、國家語委 20 日聯合發布《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該標準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終于發布了，而且正式實施了。此時,我心情激動，感慨萬分。這一標準的公布是很多有心的、負責任的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我多年來的期盼。
《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是中國首個關于外語在境內如何規范使用的系列國家標準，有通則等十一個部分，涵括了、交通、旅游、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醫療衛生、郵政電信、餐飲住宿和商業金融13個服務領域英文譯寫的原則、方法和要求，并為各領域常用的公共服務信息提供了規范譯文。標準為公共服務領域使用的英文提供了規范、準確、權威的參照，適用于全國范圍。
什么叫“國家標準”？所謂“國家標準”是指它是由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在全國統一實施的標準，是需要遵守的。“國家標準”分為“強制性國家標準”和“推薦性國家標準”。《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的標號是GB/T。T代表的是推薦性國標。“推薦性國標”是指自愿采用的國家標準。但“推薦性國標”一經接受并采用，或各方商定同意納入經濟合同中，就成為各方必須共同遵守的技術依據，具有法律上的約束性。它的年限一般為5年，過了年限后，國家標準就要被修訂或重新制定，以跟上世界同類標準的變化和適應人們生產生活的需求。
二、事情的由來
話說新世紀開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城市面貌的變化，帶英文的招牌越來越多了。那是在2003年，我參加語文出版社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的教材定稿會。到飯點兒的時候，大家一起到樓下就餐。人教社資深編輯董蔚君老師指著餐館的牌子說：“你們看，這個牌子上的英文是錯的，Restaurant成了Restaurent。”董蔚君老前輩不愧是多年來全國《人教版中學英語課本》資深的編審，比我們任課老師具有更尖銳的眼力。她的話引起了我的思索，也勾起我 1990 年參加亞運會糾正場館雙語標識錯誤工作時的情景。
那是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舉行第11屆亞運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綜合性的國際體育大賽。為保證亞運會的順利進行，亞運會組委會決定對運動場館，定點為外賓服務的賓館、餐館、商店進行一次語言環境的檢查。
8月份，北京市委派出了市委宣傳部，外事辦公室，旅游局、二商局，公安局人員組成聯合檢查組，對亞運會場館語言環境進行檢查。當時我擔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主任，亞組委宣傳部的一位負責人曾是我的學生。她邀請我參加這項工作。我隨檢查團走遍了亞運會有關場所，從北京機場，亞運場館，亞洲大酒店，北京飯店，友誼商店，到琉璃廠文化街各畫店，古玩店檢查。這次發現了不少問題，問題最嚴重的是琉璃廠，商店展示的標牌的英文一團糟。檢查組當場照相，記錄，責令各單位必須在一周內改正。
這次檢查對維護北京的國際形象和亞運會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亞運會結束總結工作的時候，組委會特別表揚了宣傳組對語言環境的檢查。這也是我知道的政府部門多年來首次對中英文翻譯的公開檢查。
那天在香山飯店發現的標識翻譯錯誤說明，雙語標識問題仍然十分嚴重，隨著奧運會的來臨，這個問題非得解決不可。于是我便寫了一篇評論，題目是“凈化語言環境，迎接奧運”，批評大街商店標牌上出現錯誤英語。我把這篇文章投給了我院“學院生活”校報。文章中寫道：
我國載人航天飛行獲得圓滿成功。當我們為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把人送上太空的國家而自豪的時候，在大街的某處看到蹩腳的英文，每個人的心中都不是滋味。我們為是中國人而驕傲自豪！同時又為這種四不象的英文而羞愧。
目前，在走向世界的中國，英語學習巍然成風。社會上的雙語熱更是方興未艾。城市的街道、商店、景點等建筑設施上都標上了英文。應該講，英語熱是好事，但是在英語的使用上卻發生了不少問題。這些錯誤是對語言使用的不嚴肅，低估了語言錯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當我們濫用語言時，實際上是在褻瀆“文明”，至少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
我們應該積極參與糾正英語標識錯誤的活動，凈化英語應用環境，創造一個促進文明交流的開闊空間，讓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人，無障礙地交流，讓我們輝煌的中華文明和燦爛的世界文明融匯。
當年正是北京迎接“奧運”最緊張的階段。我提出的現象反映了北京所面臨的問題。這篇短文被北京市教工委評為《北京市教育系統 2003 年報刊評論類三等獎》。
三、那場在北京發生的英語標識糾錯熱
2003年我辦理了退休手續，不再作為導師招收碩士生，但繼續承擔著碩士研究生班的英語寫作課。課上我對學生講：“現在北京大街招牌上英語錯誤特別多。你們平時注意一下。”
這個研究生班有四十多人，有的學生留意了我講的話，第二周就有學生 給我發來不少錯誤標識照片。有一張照片展示的是姚家園路上一家四S店，用不銹鋼做標牌底座，“出入口”中的“出口”用了“Export”。
這張照片后來被登上報紙，驚動了正在關注迎奧運工作的新聞媒體。當年的媒體主要還是紙介的。每天早晨報紙銷量是很高的。特別是上班族在登地鐵前習慣買一張報紙，還有免費贈送的報紙。
一旦一家媒體刊登了錯誤標識的照片，其他媒體立即跟上，都紛紛報道北京大街上標牌上的錯誤。一下子，標識錯誤成了每日的話題。
《法制晚報》刊登了對二外學生的采訪，學生說，“我的碩士生導師戴宗顯教授在課堂上講道‘公共場所的雙語標識存在許多問題’，我才開始留意身邊的雙語標識。”于是，各媒體開始找我采訪。
不久，《北京晨報》發表了周萍題為“北京雙語標牌多數老外看不懂”的報道，比較全面地轉述了我對標識錯誤的看法。文中寫道：
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英文的雙語標識隨處可見，而從今年 5 月份開展雙語標識糾錯活動以來，北京市民已經從交通路牌和單位標牌等處糾出了 140 多處錯誤。據了解，雙語標牌沒有相關部門統一管理，很多部門都可以自行制作，“沒有管理必然會出錯，而出錯影響的是整個城市的印象。
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戴宗顯教授一直致力于公共英文標識的糾錯工作。戴教授對城市的英文標識錯誤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城市牛皮癬”。戴教授說，“很多人都誤以為把中文和英文相對應就可以翻譯，這樣的想法往往導致老外看不懂英文標識牌。”
戴教授認為：“這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不好，一個城市的硬件做得很漂亮，大廈林立，但公共標識牌出現那么多錯誤，就意味著這個城市的軟件沒有跟上。同時，英語初學者會對公共標識牌產生信任感，錯誤的英文標識也會讓初學者自然而然地模仿，久而久之會形成惡性循環。”
針對這些錯誤標識的糾正，戴教授說，盡管現在有很多學者以及熱心讀者在網上對這些不規范以及錯誤英語標識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正確的改正方法。但目前沒有專門的機構對此進行監管和提供相應的指導。“如果有管理部門來統一標識，那事情就好辦多了。”
二外的呂和發教授是專攻“公共關系”和“公眾傳播”方面的專家。我們常常一起探討標識英語的問題，呂和發教授認為我們應主動回應目前媒體的采訪，這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北京廣播電臺到二外采訪時，我們向他們提供了收集到的標識錯誤。北京電視臺也約我們去現場拍照那些有問題的標識。當我們在姚家園路拍照用不銹鋼做成“Export”標牌的時候,還遭到當地保安的圍攻。一時間，“雙語標識糾錯”成為各種報刊、電視臺的新聞熱點，北京晚報還稱我是“英語標牌糾錯排頭兵”。
2004年10月22日由共青團中央、中央文明辦、國務院新聞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指導，“我們的文明”主題系列活動組委會主辦，聯合中青網、《英語學習》雜志、洋話連篇、《21世紀報》各英語專業機構共同承辦的“凈化英語環境，融匯中外文明”—英語通全國糾錯大行動在世紀金源大飯店舉行新聞發布會。
英語通全國糾錯大行動新聞發布會
主辦方聘請我出席并在會上發言。在會上發言的還有《英語學習》雜志副主編龔雁。發布會由中央電視臺英語教育頻道的趙音奇主持。我曾和他一起共同策劃過中央臺“希望英語雜志”這一欄目。在會上我們采用“四方論壇”的方式闡述標識英語錯誤對北京城市面貌的損害，及動員大家，特別是學生參與尋找錯誤標識，讓媒體曝光，敦促有關部門改正。
在媒體方面，China Daily中國日報網動作比較大，其網站英語點津欄目（Language Tips）發起了“用準確英語標識迎奧運”——全國公共場所雙語標識規范大行動，簡稱“凈臉運動Here we go”，開設專門網頁，號召社會各界人士行動起來，對公示語英譯問題進行糾錯，要求上傳照片，標明拍攝地點，聘請北京和國內多名教授作為評論員，有對外經貿大的丁衡祁教授、南京農業大學的王銀泉教授，對上傳的翻譯錯誤標識進行點評，我也是特聘評論員之一。
對外經貿大學丁衡祈教授指導公示語翻譯規范
南京農業大學王銀泉教授在中山陵指導學生進行公示語翻譯規范
此時，我接到國家質檢總局標準化研究院鄒傳瑜研究員的邀請，參與他們的“現代城市導向圖形系統總體設計”的工作。這一項目叫做《國家標準標志用公共信息圖形符號》。研究院的張亮研究員發來了（GB/T10000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志用公共信息圖形符號第1部分：通用符號）的初稿，希望我審定《標準》中的英語。
這是我首次接觸《國家標準》這一概念。為給我普及標準化知識，他們專門邀請我參觀了標準化研究院，介紹由白殿一所長等負責的“現代城市導向圖形系統”，以及他們所繪制的各種圖形和符號。這很使我大開眼界，得知GB是“國標”的標號，“ISO 9000”是“國際標準”。后來我又審定了《國標GB/T10000.4第四部分 運動健身符號》和幾個其他標準的英語部分。
媒體對這場“雙語標識糾錯”熱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特別熱衷于刊登“錯得特別離奇”的標識照片。媒體讀者也覺得這些奇葩錯誤特別好玩。比如把“一次性”(disposable)寫成(A time sex)。貴陽翻成“Expensive Sun”（昂貴的太陽）。“小心落水”譯文的意思是“請你掉水里去但是必須小心地落水”(Take care to fall into water)。
有翻譯錯誤的標識，拼寫錯誤特別多，一般會英語的人都能辨認出來。但不是所有標識英語錯誤都很容易認出來。有人向中國日報“Here We Go”欄目上傳了一張北海公園的標牌，這是一個指示白塔方向的標牌。上面的英文是“The road reach to the White Pagoda”。中國日報把它交給我進行評論。
這是一張很有代表性的錯誤標識牌。首先，這不是標識語言，是一個錯誤的英語句子。其次，北海公園的白塔不叫Pagoda，它是藏式喇嘛塔，英文是Dagoba。所以，這個牌子上的英文應該是“To the White Dagoba”。
從這個實例中我們可以發現，“標識錯誤不拘泥是中式英文”的錯誤。有些錯誤還涉及了更廣泛的領域，有“知識”、“修辭”、“文化差異”、“語境”等方面的問題。China Daily把“標識糾錯”從簡單的“找錯”，推進到“尋源”的階段。通過專家講解，學生明白了為什么出現錯誤，不僅獲得了語言知識，也增長了對文化的深刻了解。
上面是當時的一份報紙，用了一整版論述標識糾錯的問題。文中分析了六種錯誤。通過“錯誤分析”普及人們對英語語言的認識，借以提高人們的英語水平。
從2005年初到夏天，媒體集中轟炸似地報道英語標識問題，公共標識英譯錯誤得到了較好的規范。針對北京地鐵標識存在翻譯錯誤的強烈反映，北京市有關部門更新了地鐵交通指示牌相關的配套設施，徹底改造了地鐵標識系統，把過去簡單的標牌改成燈箱式，遠處看去明亮。標識英譯由特邀專家勘驗修訂，排除了翻譯錯誤，比如把“開往東單For Dongdan”，改為“To Dongdan”。
四、首屆公示語翻譯研討會
在標識英譯糾錯方興未艾之際，由呂和發和我署名的題為《公示語漢英翻譯研究-以2012年奧運會主辦城市倫敦為例》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翻譯》2005年第6期。這篇論文是國內首次以“公示語翻譯”為研究對象，在國內一級翻譯類學刊上發表的論文。
戴宗顯、呂和發在《中國翻譯》發表論文
從此，公示語翻譯研究也開始逐漸引起外語界和翻譯界的廣泛關注，各類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明顯開始增多。其實，早在2000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對于公共場所標識中譯外規范的研究便開始了，學校相關機構借悉尼舉辦奧運會的時機對澳大利亞進行了實地考察。呂和發教授和一些教師成立了“漢英公示語研究課題組”，注重英語公示語的調查研究和相關資料的搜集。為此，課題組成員利用個人留學、參加學術會議和出國旅游的機會在澳大利亞、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和挪威等國家進行資料的收集，拍攝了照片千余幅，實物百余份。課題組還開辦了網站“漢英公示語研究在線”，利用現代傳媒的信息及時跟蹤該領域的研究。
隨著北京奧運日益臨近，關于“北京做好了準備沒有”的疑問不斷被提起。有外國媒體認為北京奧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語言，北京沒有合格的外語環境，缺乏會外語的志愿者。為此，北京市2002年專門成立了“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北京市民講外語活動。為進一步促進北京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成立了專家顧問團，發揮專家顧問的咨詢、參謀作用。但是，北京還沒有專門機構負責公共場所的標識英譯規范工作。
此時，我們注意到標識英譯糾錯不僅僅在北京很轟轟烈烈，在全國很多城市都有學者表達了嚴重的關切。呂和發和我認為應該以“公示語翻譯研究”為主題，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邀請對這一問題關心的學者，對城市標識的英語錯誤進行討論和梳理，促進社會提高對這一語言亂象危害性的認識，爭取城市管理部門采取措施清理錯誤標識、凈化城市語言環境。
能夠召開這樣的研討會的前提是二外自己的老師已經準備了相當數目的論文和研究成果，大家愿意把成果展示出來。同時，也特別希望聽取國內其他單位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二外繼續教育學院決定承接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為聚攏更多的人參加討論，我們找到了院“實用語言學協會”，希望他們也參與籌備工作。“實用語言學協會”涵括全學校各個不同語言類的院系，協會的負責人包括經貿學院副院長修月禎教授，德語系主任朱小雪教授，法語系負責人楊剛教授和阿語系主任張洪儀教授。他們聽取了我們對為什么要召開這個研討會的闡述，并聽取了對能參加這次會議人員的說明。他們對召開研討會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研討會籌委會”向學校領導申請立項。校領導杜江校長、邱鳴副校長非常支持，批準了立項，并責成繼教學院和“協會”共同開始著手籌備。
在籌備的過程中，籌委會聯系了中國翻譯協會，譯協派出常務副秘書長姜勇剛，《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到二外商討如何協辦好這次研討會。據姜勇剛介紹，當年在芬蘭舉行的國際翻譯家聯盟正式成員大會上，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中國獲得2008年第屆世界翻譯大會的主辦權。這將是世界及中國翻譯界的一次盛會，中國上海將作為這屆大會的舉辦城市。為此，中國翻譯協會建議把即將舉辦的“公示語研討會”作為慶祝當年國際翻譯日開展的系列公益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使研討會涵括更廣泛的部門，我聯系了《中國日報》網站“凈臉行動Here We Go”欄目負責人李暉先生，邀請 China Daily 參與該研討會的召開，China Daily同意作為主辦單位之一參加。
我還聯系了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的鄒傳瑜研究員，邀請中國標準化研究院標準化理論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白殿一研究員出席研討會，并做主旨發言。與此同時，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也同意作為主辦單位之一參加。
我們還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的支持。該辦劉洋副主任表示，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將作為指導單位參加研討會。
會議還邀請了全國眾多關注外語標識問題的學者，共同探討標識語言錯誤問題。在二外校領導和多個教學部門的共同解調、努力下，由中國翻譯協會、中國日報網站、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主辦，《中國標識》雜志協辦，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作為指導單位的“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于2005年9月25—27日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舉行。1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專業團體、高等院校、翻譯界的專家和學者，濟濟一堂，建言獻策，共同探討如何凈化社會外語環境問題。
研討會上，中國翻譯協會會長劉習良致開幕詞。他說：“改革開放以 來，我國在各個領域對外開放取得眾所周知的成就。翻譯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們也看到，一些涉外出版物、其他對外宣傳品、商品廣告、各地旅游點的介紹、商店招牌、街道名稱等公示語的譯文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質量問題。錯譯、語法不通、拼寫錯誤、違反習慣說法，不算鮮見，有些譯法甚至在國外公眾中傳為笑談。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情況也不容樂觀。這與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高速發展，對外交流的日益擴大是極不相稱的。”他號召“大力提高翻譯水平。不斷規范和完善城市公示語的翻譯，這是一項亟待完成的工作。”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友義作主旨發言“從翻譯工作者的權利到外宣翻譯”。他在發言中說：“鑒于我國翻譯市場和翻譯隊伍的現狀，我認為有必要對翻譯質量實施進一步的規范與管理。我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出臺相應的外文宣傳文字的管理條例，并設立監督管理部門。”
在研討會做大會發言的還有羅選民教授，對外經貿大學的丁衡祁教授、浙江翻譯協會的郭建中教授、南京農業大學的王銀泉教授、四川外國語學院的楊全紅教授和廣東云浮市外辦的吳偉雄譯審、北京二外戴宗顯教授、呂和發教授等。他們就雙語標識翻譯錯誤問題之嚴重都表示了殷切的關注，也介紹了各自在規范英文標識工作方面做的努力，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這次會議非常成功，很多媒體進行了報道。這次研討會的特點是與會人士都對英語標識錯誤問題有同樣的憂慮和關心。國內凡在重要學術刊物上對標識翻譯錯誤發表過文章的學者、老師、都被邀請參加了會議。受邀者都十分珍惜這樣的研討機會。南京的王銀泉教授感慨地說：“這幾年對城市的標識翻譯錯誤深惡痛絕，多方呼吁，沒什么反應。到了這里，感到十分溫暖，有找到組織的感覺。”
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之北京論壇
此次研討會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中國日報》做了如下報道：
為了慶祝2005年國際翻譯日,迎接 2008奧運會、2010 年世界博覽會,在2005年9月這個秋高氣爽的季節由中國翻譯協會,北京市外辦，中國日報網站，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主辦的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于2005年9月25-27日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舉行。1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專業團體、高等院校、翻譯界的專家和學者,共濟一堂。此次研討會匯集了翻譯界的宿將新銳,會議圍繞“全球化的語言環境下的公示語翻譯”公示語漢英翻譯理論研究公示語應用翻譯實踐探討公示語漢英翻譯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全球化與國際化都市、旅游目的地信息服務環境建設和公示語應用翻譯研究協作網絡建設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同時也為致力于公示語翻譯研究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學習和交流的平臺對于深入關于公示語翻譯的探討,凈化我們的語言環境提高中國的國際化程度都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在這次大會上，大家一致要求政府部門主導對標識英譯的管理。中國標準化研究院鄒傳瑜研究員代表白殿一所長所做“關于制定城市導向系統語言標準”的發言，給與會者以極大的啟發，專家們首次提到了制定“國家語言標準”的議題。
這一議題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關注。北京市外事辦公室原有的“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又組建“北京市規范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編寫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北京市標準，聘請了各大院校英語專家組成顧問組，組長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陳琳教授。市外辦除邀請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主任馬登閣教授和美國外教杜大衛外參加顧問團外，增加邀請呂和發和我參加顧問團。我說我已經退休了，外辦負責此項工作的盧津蘭處長說：“你們二外貢獻這么大，沒有你們是不行的。”這樣，在北京外辦的顧問團中竟有四名二外的老師。
經過這一過程，我感受到：學校里的學者必須學會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社會效應。這往往是專家、學者們不熟悉也不愿觸及的領域。學者們滿足于學術上的成就，因為這可以給他們帶來聲譽、稱號、學術地位。一旦涉及與社會上部門打交道，學者們不善此道，也怕影響自己學術上的進取。社科院王曉明教授在研討會上就透露過，學術界有人并不認同“規范公共場合標識語言”屬于有分量的學術研究。其實，“標識英語糾錯”已經超出了我們國內習慣認定的“學術”領域。今日已經有這么多的 學者對“公示語翻譯研究”表示了這么大的關注，對“標識英語糾錯”活動給予熱情支持，已經把這項工作提高到“國家形象”，“對外宣傳”的高度。
此時我感覺到，我所做的一切不單純是“教師”的工作。也不僅僅是“熱心于公眾事業” 志愿者的活，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語言學家”應有的社會擔當。
五、政府部門的管理措施
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后，北京市外辦在原有的 “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的基礎上，專門成立了“北京市規范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編寫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北京市標準，并在原專家顧問組的基礎上擴大組成新的顧問組。
北京市規范公共場所標識顧問組工作會議
從這天起到2018年，我在專家組中工作了整整十二年，目睹了“標識英語糾錯”從自發性的活動到政府管理部門的介入這一轉變過程，參與了許多次現場考察和糾錯活動。
顧問團現場糾錯活動，后排左一為戴宗顯
前排左二為戴宗顯
在過去的十幾年，北京市政府一直致力于北京市道路交通、旅游景區、博物館、商業場所、公共文化設施、地鐵公交、醫療衛生、體育場館、環衛設施共 9個領域的雙語標識英文譯法標準的制定工作。根據北京市公共場所英語標識設置的整體情況，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會同各有關單位及中外專家，于2006年編寫了北京市地方標準《公共場所雙語標識英文譯法》（包括《通則》、《道路交通》、《旅游景區》、《商業服務業》、《體育場館》、《醫療衛生》6個部分）及6部分實施指南。該地方標準的發布實施，標志著北京在公共場所英語標識規范設置上具備了法制基礎，今后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將與國際接軌。
北京由“申奧”開始起步的“市民講外語”活動方興未艾，年年保持新鮮、活力。我體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主管部門認識高度到位。北京市歷屆外事辦公室領導身體力行，對標識糾錯一抓到底。外辦領導趙會民、劉洋、張謙、向萍、殷飛和語言環境處的盧津蘭、沈傳新對工作的負責精神是北京整頓標識工作取得效果的關鍵。
作為顧問團的成員，多位年事已高的專家不畏勞累，積極參與工作。顧問組長陳琳年過九十，思維清晰，對工作的開展頗有見解。幾位資深翻譯認真投入，過家鼎大使、施燕華大使、陳明明大使、外文局黃友義局長隨叫隨到。幾位外國老師作用也無可替代，他們是程慕勝、柯馬凱、杜大衛。作為顧問，專家們要到有關單位去宣講，參加每年在朝陽公園舉行的“外語游園會”活動。凡有重大外事活動，如APEC、申冬奧等，都要到現場考察，檢查中英文標識，他們都功不可沒。經過多年的清理和規范、北京城市語言環境有了根本的變化，北京地鐵標牌煥然一新，外國人都說北京地鐵的雙語指示牌是世界大城市中最好的。
外籍專家柯馬凱
外籍專家杜大衛
六、《國標》的研制
為了規范英語標識的翻譯，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和顧問團編寫了“北京市公共場所雙語英文譯法的地方標準”，共出版了十一本分冊。
與此同時，為迎接上海世博會，江浙滬三地語委聯動，研制并頒布實施臺了“上海市公共場所英文譯寫規范”，“江蘇省公共場所標志英文譯寫規范”，“浙江省公共場所英文譯寫規范”，陜西省為迎接2011世界園藝博覽會也研制并頒布實施了“陜西公共場所公示語英文譯寫規范”等地方標準。
為促進我國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的規范化，教育部、國家語委啟動了《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國家標準的研制工作。2011年8月29日，“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專家委員會成立會暨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出席會議并講話。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主持會議，來自北京、上海和江蘇三地部分高校外語教學與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以及國家標準委、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北京上海、江蘇省市語委負責同志等 30 余人出席了會議。成立會上宣布“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專家委和“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研制課題組成立，同時開通了“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網站。之后的研討會上，專家委員會還審議了《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的“通則（草案）”，該國標后改稱《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
在國標研制啟動之前，社會各界對制定頒布全國統一的外文譯寫規范呼聲很高，在 2000 年全國“兩會”上，十幾名全國政協委員還就此聯名提案。隨后幾年，我國各地在城市建設中進行了大量的實踐，相關省市還制定了公示語翻譯的地方標準，這些實踐為制定國家標準奠定了基礎。根據教育部、國家語委的工作規劃，我國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包含英、俄、日、韓四個語種，覆蓋交通、旅游、文娛、體育、衛生、商貿、餐飲住宿等十多個領域，并希望與即將承辦國內外重大活動的城市合作，共同進行語言環境規劃。
教育部語信司邀請我參加“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范•英文”研制課題組。從此我就參加了“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國家標準”歷時近7年的研制工作。
《國標》研制的主要工作是通過網絡進行。每年還要多次集中討論定稿，在上海、北京和南京召開了多次研制工作會議。參加《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國家標準研制工作的主要人員有柴明颎、潘文國、丁言仁、戴曼純、姚錦清、王銀泉、戴宗顯、白殿一、劉連安、張日培、林元彪等。張日培作為課題研制組的秘書主管日常協調工作。
國標專家委和課題組成員合影
經過整整七年的編寫，完成《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國標研制，包括一個通則和9個分則，共10個部分。9個分則規定了交通、旅游、文化、娛樂、體育、教育、醫療衛生、郵政、電信、餐飲、住宿、商業、金融共13個服務領域的英文譯寫原則、方法和要求。同時還編寫了《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指南》，出版了《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一本通》七冊，已由外研社出版。
《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系列國家標準發布會
出席發布會的部分國標研制專家
發布會現場的紙質版國標分則
關于《國家標準》研制過程的詳細介紹，可參閱南京農業大學王銀泉和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張日培在《中國翻譯》2016年第3期上發表的《從地方標準到國家標準：公示語翻譯研究的新里程》。
二十七年前，從參加檢查亞運會場館中英文糾錯開始，到今天國家級的語言標準以法規形式的公布，我經歷了全過程，這是一段漫長的期待，但最終得出了豐盛的碩果。
凡參加“規范英語標識”工作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這是一件很瑣碎的工作，費力不討好，標識翻譯錯誤沒完沒了的出現。從時間上說，費時間，檢查一個單位，走半天看不到幾個標牌。對于有專業工作的人員來說，這項工作對于業務進取不帶來什么好處。對在學校工作的老師來講它不能促進“職稱評定”，也沒什么經濟上的收益。
參加這項工作我深深感到，凡參加這項工作的人，不管職位高低，無論年紀多大，每個人從未想過回報，沒有想過參加這項工作會給自己業務上和仕途上帶來什么好處，只有一份社會責任感在促使大家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多年來，大家一腔熱血，全身心地投入，一門心思，想怎么把大街上的標識翻譯錯誤問題解決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今天的結果是堅持的結果，是思考的結果，是無我的結果，是時運的結果。
七、體會
《國標》實施了，但“錯誤標識”還屢屢出現。我們這些年來開了不少關于“規范標識英語”的學術研討會。總是聽那些“哪兒有個什么錯誤標識”，“我們應該立法”，“發動群眾去找錯。”等等。這種話我們聽得不少了。這幾年的標識糾錯可以歸結為下面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1、 在公共場所張貼的標語、標識牌上的文字是否需要全部用雙語表示？比如有時間性的宣傳標語，鼓動性的口號，或帶有“廣告語”性質的中文句子。我曾見用英文打出了“歡迎上級部門蒞臨本單位參觀指導”的標語。這類文字的“英文”錯誤率最高。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2、 公共場所常用的標識在《國標》實施后，不應該再出現錯誤。為什么現在還是錯誤不斷。
3、一個城市里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的管理系統。公園和火車站就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上級部門。以至不同單位標識管理水平截然不同。如何讓“標識糾錯”不留死角。
4、我們仍然能不是很清楚，“問題出在哪一個環節?”一個單位所屬地盤內的標識是如何安排的？屬什么部門負責？由誰批準。標識內容是否需要有統一的部門管理？
5、要不要“語言問題”立法，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地方或全國性的法規，規范公共場所的所出現的語言。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英語的使用在我國越發廣泛。標識英語錯誤依然是那些“糾錯義士”們關注的內容。這種錯誤開始向更多城市蔓延。即使在北京這樣嚴格管理的城市里，標識錯誤也是反復出現。真如同我曾經描述過它那樣成了“一個城市的牛皮癬”。
《國標》的頒布與實施，經過媒體一段時間的介紹，逐漸淡出人們的注意。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但是，“標識糾錯”促進了學者對公示語翻譯的研究。這場由英語學習者挑起的糾錯熱潮，又被學者提升到學術的高度加以研究，充分體現了學者們的專業水平和治學態度。“標識錯誤”不斷出現，學者們亦對公示語翻譯的探討漸漸深入。由針對“標識語言”的評論發展到對“語言戰略”，“語言政策”，“翻譯產業”，“翻譯策略”，“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
我感覺，就“公示語翻譯”而言，有以下議題屬于近期可以進行的工作。
1、公示語翻譯錯誤所揭示的中國英語學習者英語學習的誤區。通過 Error Analysis分析如 何避免出現“中式英文”的錯誤。
2、為中國學生編一套生動活潑的“英語標識叢書”，圖文并茂。講解各種不同的標識，用在什么場所，中英文都怎么說。其錯誤標識錯在哪里，正確的英文應該怎么講。
3、從管理學的角度梳理標識牌的使用應該經過什么程序，上面文字的定稿應該走什么程序。
4、規范標識工作是否應該由政府部門牽頭進行管理，是否應由外事部門牽頭管理。
以上問題都值得在公示語翻譯研究范疇內進一步地探討。
八、我的語言觀
從廣義的角度講，對公示語的研究不是僅僅局限在“翻譯”的范疇。“漢英公示語的對比”就是一個議題。兩種語言有觀念、人文、政治、邏輯、語義、修辭、文體等諸多方面的差異。舉例講，使用中文在規范人們行為時常用“禁止”、“嚴禁”、“杜絕”甚至用“打擊”、“消滅”等意思嚴厲的詞語。在用英文表達相應意思的時候，就要思考一系列的細節，考慮怎么說才符合外國人表達“禁止”概念時的習慣，同時又不失原中文的內涵。 此時人們的思考不是我們理解的所謂“翻譯”，而是“再創”。
我們常常聽到人們說“外語是一門工具”。這種觀念認為，只要學會了“詞匯”，有了“結構”，學好語法，手中就有了外語這門“工具”，就可以講外語了。我在國內聽到的對外語學習的觀念基本屬于“工具論”，包括老師和學生。用這種觀念去學習外語，就會走捷徑的方式學詞匯，摳語法，試圖盡快掌握工具，到一定程度便大膽地講外語。以這種觀念去教外語，就會重對外語的分解和歸納，把活的語言當作無生命的物品，講外語如同用零件搭積木。只要有相應數量的語言零件，什么中國話都可以翻譯。其實，很多“神翻”就這么出籠的。
另一種語言觀認為：“語言”是“思想”，是“可視”和“可聽”的“觀念”，是被賦予意思的聲音和文字。這種語言觀認為，學習語言實際上是學會用另外不同語言的聲音表達思想，用不同語言的文字表述主張，“學會”不等于“接受”(accept)。學習外語是一個過程。誰按這一過程學外語，外語就通順。誰用掌握一種能力的方法教外語，就會使用種種有效的手段使學習者親歷另一種行為和心理的過程，最終使學習者掌握另外一種語言。
美國著名語言教學理論家H.Douglas Brown 講過，“Being bilingual is a way of life. Every bone and fiber of your being is affected in some way as you struggle to reach beyond the confines of your first language and into a new language,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具備雙語能力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有多少老師和學生把對外語學習的認識提高到這個高度？“沖破母語的羈絆，進入到一個新的語言，新的文化、新的思維、新的情感和行為。”這里談到的新的思維（new way of thinking）是指用另一種意識介質進行思維，不是學習另一種思維方式。人們的思維方式都是一樣的，正如人們常說的“給孩子洗澡，倒掉的是盆里的水，而不是連水帶孩子一起倒掉。”
我的學生們曾經問過我“什么叫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我給他們舉過一個例子,“如果有一天，有人踩了你的腳，你疼得不得了。你喊出來的是‘Ouch！’而不是‘哎呦’,你就學會了 new way of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ng.”
我們應該如何教外語，如何學外語。老一輩的老師講過不少學習方法，談過他們是如何學英文的。現在人們學外語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是學習資料的獲得，學習手段的多樣和輔助工具的變化比老一輩人學習的條件優越多了。但是最根本的學什么沒有變。兩種不同的語言觀依然存在。我希望公示語翻譯研究不妨就學什么，怎么學進行探討。
中國進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外宣的任務迫在眉睫，為中國在世界上爭得話語權，“中譯英”成為關鍵。我國改革開放的變化，中國對世界事務的看法，中國國情的介紹都需要“中譯英”的人才。我們過去過于偏重介紹中國山水文化。我們無法用語言的手段去完全解釋清楚什么是中國山水文化。向國外介紹中國景點的任務遠不及讓國外清楚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重要。我們介紹景點、廟宇、山川的翻譯工作過于繁瑣，尤其是中國佛教寺廟的說明詞太專業，濫用了中譯英的力量。高等學校里的英語教學，應如何加強“中譯英”的學習和訓練。翻譯專業的學生要不要側重某一個或幾個行業？定向培養專門領域和行業的翻譯有無必要？這都是需要思考的。如果期待“中譯英”領域有所突破，對“公示語翻譯”的研究很可能是“中英翻譯”瓶頸的突破口。我期待更多的老師加入到這個隊伍，為社會，為推動英語教育的改革和外語服務國家戰略貢獻力量。2018年2月5日于北京【作者簡介】
戴宗顯，75歲，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退休教師，中共黨員
1942年 出生在北京。
1949年 在北京西皇城根小學學習。
1955年 考入北京四中
1958年 考入北京對外貿易學院預科英語班學習
1961年 升入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翻譯系英語專業學習。
1965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6年6月 大學畢業，文革爆發，待分配。次年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
1968–1972年 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報到，隨即到北京軍區炮兵農場鍛煉，又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勞動鍛煉。
1972–1980年 教72級、73級工農兵學員，77級、78級大學生。
1980年8月 隨學院教學考察團赴美國、法國、德國考察外語教學。
1981-1982年 美國華盛頓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1年6月-9月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學習。
1982年6月 喬治城大學語言學碩士學位。
1982年8月 回國歷任二外聯合國 UNDP 外語培訓中心項目副主任, 黨總支第一副書記。
1986年–1992年 二外英語系主任。
1991年 在中央電視臺擔任“正大綜藝”主持人，主持六期節目。參與中央電視臺教育節目“希望 –英語雜志”的策劃、拍攝
1992–1995 在美國工作、生活
1995–2003年 任二外經貿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2003年 退休
2006年-至今 《北京市民講外語活動組委會》顧問團顧問
2008年8月 北京奧運會帕勞代表團隨團志愿者
榮譽
1、2008年10月“首都教育系統奧運工作先進工作者”
2、2008年12月“北京市民講外語活動、規范公共場所英語標識工作特殊貢獻獎”
3、2012年“北京市高校離退休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頒發 Unitrans世聯翻譯公司在您身邊,離您近的翻譯公司,心貼心的專業服務,專業的全球語言翻譯與信息解決方案供應商,專業翻譯機構品牌。無論在本地,國內還是海外,我們的專業、星級體貼服務，為您的事業加速！世聯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的信息和貿易通過世聯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據，翻譯人才庫數據，多語種語料庫大數據。世聯品牌和服務品質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專業翻譯公司,北京翻譯公司,上海翻譯公司,英文翻譯,日文翻譯,韓語翻譯,翻譯公司排行榜,翻譯公司收費價格表,翻譯公司收費標準,翻譯公司北京,翻譯公司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