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適應弘揚中華文化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需要，近幾年出版部門大大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除了加強外文出版局所承擔的各項外宣工作以外，新聞出版總署專門制定了《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走出去發展規劃》，下發了《關于加快我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若干意見》，召開了“全國新聞出版走出去工作會議”。并實施了“大中華文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工程”等不同層次、不同方式推動走出去的工程。2011年我國版權貿易的逆差，從7.2比1，縮小為2.9比1。“十一五”的五年間，我國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的版權輸出，總量增長275%，僅去年一屆就輸出版權2400多項，創了歷史新高。這些表明，出版走出去已收到了明顯效果。
     但從世界圖書市場所占的份額來看，我國出版外貿的總額，還抵不上歐美大出版傳媒集團一家的銷售收入。漫步外國的書店和超市書架，能看到中國圖書的實在難得。即便是主銷中文圖書的書店，占大頭的也是港臺版的中文繁體書。在世界性或地區性有影響的圖書評獎中，更是少見有中國圖書入選。在世界圖書市場上這種多少有點受冷遇的狀況，不僅有損一個年出版圖書33萬種出版大國的形象，更與中國身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身份極不相稱。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     了，為什么中國圖書在世界圖書市場上長期舉步維艱？
      這當然與我國的國際地位有關。關注圖書，是與關注國家的程度相連的。改革開放之前，受國際冷戰影響，加以我國國力不強，中國的國際地位有限。在外國，不關心不了解中國的人很多，以至對中國的圖書，往往不大感興趣。加上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有很長時間我們出版的外文書，都強調對外宣傳，又大多閉門造車，以至有不少是：選題單調，內容說教，文字呆板，翻譯走樣。更有一點，那時我們不善于走市場道路，運出去的外文書，多交給與我友好的進步書店經銷，為了宣傳目的，有時還不惜半賣半送。哪知道，你越是送，人家越認為你搞宣傳，越不想看，更無意去買。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舊金山一家華裔老板開的書店倉庫中，就看見一大堆積存的國內出版的外文書，有的沒拆包就被打入冷宮。老板還特意解釋說，這些都是代銷的宣傳書，不賣出不會收錢。
    改革開放后，上述狀況有所變化。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我國硬軟實力的提高，希望了解中國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了。對中國圖書的興致，也因對中國關注的增強而相應提高，只是這項因素的改善，尚不足以扭轉中國圖書走出去步伐艱難的現狀。所以，從占有世界圖書市場的話語權來看，或是從展現中國軟實力的需要來看，現實中的出版走出去，依然任務艱巨，實現目標的道路還很遠。
   正是基于這種現狀，國家相關部門，近年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扶持出版走出去的措施。2011午12月，新聞出版總署柳斌杰署長在“全國新聞出版走出去工作會議”上，著重提出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六項要求，即：不斷創新走出去的思路，打造一批有影響的外銷品牌產品，加快數字出版產品走出去，構建立體化國際傳播渠道，聯合重組外向型骨干企業，加強國際合作提升競爭力。為支持走出去，國家財政還設立了獎勵外向出版者和翻譯者等不同對象的專項資金。從近年評審走出去書目的獎勵資金，大多沒有用完這個事實，充分表明，我國現在的走出去，差的不是錢，差的是內容與翻譯。
 
二
     先說外向圖書內容不對路。為適應外國讀者閱讀的興趣，我國對外出版部門，一直在努力拓展外向書的內容。八十年代由楊憲益等人策劃的外文版“熊貓叢書”，首次實現了以商業形式走出去。近些年，我國輸出圖書的品種及內容，顯然豐富多了。但是，相比國外讀者的興趣及需求來講，迄今外向書選題及內容不對路這一點，仍然是制約著走出去的重要弱項。對此，我想提出自己的幾點感受來討論。
      笫一，切勿為某些走出去的熱鬧宣傳而沾沾自喜。因為國家重視走出去，于是現在媒體宣傳走出去的勁頭也很熱。常見某個國際書展，我們對外成交增長了多少；又有某國書展，我們作為主賓國如何受重視；這里請進來、那里走出去，又與外國書商簽了多少合作協議，等等。這些報道自然令人鼓舞，但其中有些恐怕宣傳效應大過商業實績，還有些只是意向協議，事后因多種原因并未成交落實。所以切不可被走出去既不差錢、又喜報連篇這種熱鬧的表象而沾沾自喜。僅舉一項，我國至今尚無在世界上具有權威威望的科學刊物，現今國內99%的重大科研成果論文，都需要拿到外國公認的權威刊物發表才會受到重視，可見我國的文化話語權仍然薄弱。走出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務必要理性看待，清醒給力。
     第二，必須按外向要求來設計外向書�，F在我們大多是從出版社已出版和在制的圖書中，選出一些輸出版權，或者自主翻譯成外文再向外推銷。這些書原本的對象是國內讀者，其選題及內容，往往不合外國讀者的口胃。即使選題不錯，往往因篇幅、結構和寫法不適應外國人的閱讀習慣，以至不被人看好。譬如有些弘揚主旋律的書，內銷當然很好，但是否適合外銷，則需另作考量。有些現成書確系民族文化精典，但或部頭太大，或深奧繁冗，若原樣輸出，外國讀者不易理解接受。近年有些走出去的獎勵資金沒有用完，就是因為只在現有內銷書中“矮子里選將軍”，實在選不出適合外銷的。由此可見，必須拓展外銷書書源渠道�？煞窨紤]，組織專家包括外國人士，結合中國國情，設計出一批針對外國讀者閱讀需求的選題。也可利用國際書展的機會，向外國出版人、書商、媒體和讀者，征集對中國感興趣的選題，然后采取類似“定貨生產”或“來樣生產”方式，組織有目的、有對象地“推出去”。
      第三，全面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從理論上看，這樣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事都不能把它絕對化了。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任何一種學術或文藝成果，都要以受眾接受的程度來衡量，再好的東西，倘若得不到受眾充分的接受和欣賞，那其價值也就難以體現了�；�于此，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好東西，并非一成不變地端出去就完事，如能沿用或吸收世界喜聞樂見的形式予以傳播，實現民族的與世界的兩者和諧的統一，這樣效果肯定會更好。
     近幾年，不少外國人對反映中國現實變革的文藝作品有興趣。可惜，現在走出去的小說中，這類題材不僅少，而且寫法很板，提不起外國讀者興趣。我想到上海籍的旅美外國文學研究家裘小龍，這幾年他連續用英文出版了《紅英之死》、《外灘花園》、《石庫門馬麗歌》等十幾部偵探小說，其內容都是寫上海改革開放后城市、人和事、以及社會心態的變化。這些書不僅在美歐暢銷，其中《紅英之死》還榮獲笫23屆世界推理小說大獎——安東尼小說獎，并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選為社會學教材。用這種形式，把上海改革開放的面貌介紹出去，這不是挺好嗎！我無意鼓勵人們都去寫偵探小說，只是借這一案例說明，走出去，既要挖掘有特色對路的內容，也要重視選擇有助于讀者接受的傳播模式，譬如現在就必須重視數字出版這個領域。
    笫四，外向書也要重真實。也許長期受“家丑不可外揚”及“內外有別”這類觀念的影響，在外向書中，我們習慣于只講成績，著力“正面宣傳”。 過去這樣要求，似也無可厚非。但進入到今天信息化時代，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縮短了各國人民的聯絡距離，什么家丑、負面新聞，都很難長久徹底被掩蓋。所以我以為，對內對外出版都應該重真實，這是出版人的職業道德。只有反映真實，才能博得人們的信任�，F在不少外國人，只看到中國GDP占世界笫二，中國大城市高樓林立，中國奢侈品市場越來越大，卻極少知道中國還有近億人口尚未脫貧，山區農村還有為數不小的學生，還在破舊不堪的“教室”中上課。一些西方大國在大氣碳排放指標上，要壓我們執行與發達國家相近的標準，卻無視我國還有地方至今還沒用上電。所有這些，當然是他們的偏見，但跟我們以往在外宣中，只講成就，避講問題，以至讓人觀察中國時產生片面這一點，是否也有點影響呢？這種看法可以探討爭鳴，但我還是相信，真實的，才是最有力量的。
 
三
再說外向圖書翻譯成瓶頸。我國現在年出版翻譯新書近萬種，在崗聘任的翻譯專業人員約6萬人，以不同方式從事翻譯工作的多達數十萬人，堪稱翻譯大國。只是能夠勝任中譯外的，幾乎一成都不到。當前外向書翻譯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合格對外翻譯人才遍尋難覓，尤其是具有糾錯定稿和處理疑難翻譯能力的高端譯者，更是鳳毛鱗角。有些已被外國出版商看中的作品，如曾獲“老舍文學獎”的小說《受活》，盡管簽訂了英、法、意文本輸出版權的合同，但因找不到合適譯者，至今難以交貨。二是翻譯質量難保證�，F在外向書翻譯有兩種譯者，有的是外國漢學家或曾在中國留過學的外國人，有的則是中國譯者。這兩者互有優勢，也各有缺點。最常見的毛病就是，外國譯者不熟悉中國文化的深奧，外文雖通卻理解不當；中國譯者又因外文不到位，生硬譯法，詞不達意。由于兩種文化的差異，尤其在文化習俗、民族典故及語言習慣上進行兩種文字轉換時，常常出錯走樣。三是翻譯加工存在難度。外向書的要求，首先應該是讓外國人能懂、好懂。為此，有些中文作品在譯外時，需要在結構、邏輯、用詞和加注上適當進行加工。
去年中華書局將《于丹〈論語〉心得》一書，翻譯成英文對外發行，獲得很好效果，就是因為譯者在翻譯中，對英文表達作了再加工，用西方人的語言習慣和接受方式，講西方人聽得懂的“中國故事”。中譯外這種再加工，其標準和尺度較難把握，要做好有難度，譯界贊成與反對者皆有。我持基本贊成態度，可以有選擇搞，但必須嚴謹，不可離譜，更不能濫。
要想解決對外翻譯這項瓶頸的困境，涉及中國的國際影響，漢語在世界的魅力，外語高等教育及翻譯體制的完善等多方面文化軟實力的提高，絕非短期就能見效。從當前我國實情來看，似有必要認真考慮以下幾點：
其一，要善于利用外國譯者運用母語的翻譯優勢。譯者用母語翻譯外國作品，其語言表達的優勢，當無庸置疑。綜觀世界各國翻譯產品，將外文譯成本國文字，都占據主要份額。我國也不例外，許多世界名著，都是由中國譯者、而非作者本國譯者翻譯成中文的。我們應當沿用和鼓勵這種傳統習慣。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有興趣學中文、譯中文。我國現在已建立專項資金，用來獎勵翻譯中國作品的外國譯者，這樣做很有必要，還可以加大這方面的獎勵力度，每年重獎外國翻譯家翻譯的優秀中國作品。
其二，主動擴大對外翻譯的國際合作。實踐證明，由中外出版機構，從選題、版權、翻譯、出版、到營銷進行全過程合作，是走出去效率最高、收效最好的辦法。如果做不到全過程合作，那至少要力爭在翻譯上尋求與外方合作。包括：我供版本，你承擔翻譯；我譯初稿，你負責加工定稿；中外譯者互譯互校；等等。這樣爭取外方在翻譯上介入，對保證外文翻譯質量，必有好處。
其三，廣泛組織和建設高端翻譯人才隊伍。建議：（1）通過教育、外事、科研、新華社、駐外機構等系統，開展具備中譯外能力外語人才普查，建立高端翻譯人才庫。（2）重大對外翻譯項目，試行向國內外譯者公開招標，擇優簽訂翻譯合同。（3）鑒于有些留居中國的外國留學生，中文相當不錯，但多從事媒體、娛樂等熱門行業。要制訂措施，吸引和鼓勵他們投身文字翻譯事業，也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做貢獻。（4）對國外有條件的孔子學院，似可賦予了解及聯絡當地外國漢學家的任務，努力幫助和培養熱情與能力兼備的漢學翻譯家。
其四，營造催生高端翻譯人才的生態環境。要較大提高翻譯報酬，盡快提升翻譯家的社會地位及待遇。大力開展言之有物的翻譯評論，健全翻譯評價體系，重獎優秀翻譯佳作。再次呼吁成立國家翻譯院，設立國家翻譯獎，建立職業翻譯家資質考核及合法經營的制度。鑒于楊憲益與戴乃迭二人，中英文互補這種合譯模式十分成功，有必要努力營造催生類似合譯方式的客觀環境，建立起促使我國走出去事業，得以健康持續發展的良好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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